我的阅读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细致想来，文革之初的标语传单大字报和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家住供销社，只要愿意，天天都可以在收购的书报里打滚）是我终身迷上阅读的源头，我在其间懵懵懂懂地“结识”了鲁迅（得到一本同当时的“圣经”《毛主席语录》大小差不多、日后长期带在身边的64开本的《鲁迅语录》）。从此，对书籍的接受、解读、体验，构成我迄今为止不曾发生变化的阅读历程。
上世纪80年代，是读书的黄金时代。那真是一个疯狂的读书年代。自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我收藏有一册)发表《读书无禁区》一文起，那种全民读书的疯狂是几十年后的读者们所难以想象的。书店每有新书到货，想买到心仪的书得“找关系”。
这一阶段人们以阅读文学作品为主。在文学启蒙之后，被“文革”造成价值观紊乱的人们，便通过阅读寻找思想启蒙和新的世界观。文化讨论继新时期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潮再次兴起于知识界，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开始的“方法论”，到“第三世界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几乎所有西方现代理论、方法和概念，一夜之间席卷大学图书馆。在现代化的机遇又一次降临古老国度时，国人的急切心态宿命般地与世纪初的先辈们异常相似。
在这一时期，不少渴望交流的人，嘴里吐出的不是安娜·卡列尼娜，不是普希金，而是萨特、弗洛伊德、尼采……当时不少人觉得，有些书你不读，你就觉得无法和同时代的人进行心灵沟通。
1989年之后，不少迷恋《第三次浪潮》、《情爱论》、《自我论》、《梦的释义》、《存在与虚无》等的读书人转而关注国情与国学，尤其是古代典籍，他们把热情给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历史名著全译丛书》等书。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经济初步确立，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推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让社会生活呈现了世俗化、多样化的大趋势，人们的读书也就多元化起来。
这一时期，顺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阅读经济书籍和科技书籍的逐渐多起来，这自然是人们为了应对生存、生活环境的巨变所带来的挑战的反应。同时，起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琼瑶热”、“武侠热”继续发酵，并从主流批判中越来越显示出难以抵挡的通俗阅读的市场化魅力，大中学生手捧“琼瑶”、“金庸”在校园里招摇的景象随处可见。清高的文学家们也难挡市场经济的魅力，“娱乐文化”、“大众文化”开始兴起。
进入新世纪，经济的腾飞将阅读习惯推向了两个极端，实用主义和个性主义。而我自1998年报社号召“换笔”（使用电脑编辑稿件）开始，上网阅读遂成习惯（于今想来绝对是人生一大损失，因为网上阅读太随意太碎片化了），捧着纸质书籍阅读可以勾划笔记的时间日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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