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盐野七生的煌煌著作《罗马人的故事》，一共十五册。在此，我将每册书中的内容做个梳理：一来是对我读过内容的笔记，以及我的一些思考；二来也是将罗马人的故事进行缩写，为那些没有那么长时间来看这大部头的朋友，提供个精简版的“罗马人的故事”。
公元305年，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开始。
第二轮“四帝共治”由戴克里先所指定，即：正帝，君士坦提乌斯（西方）、伽列里乌斯（东方）；副帝，赛维鲁（西方）、马克西米努斯（东方）。现任正帝之子君士坦丁和前任正帝之子马克森提乌斯，并没有进入到这一统治体系之中。在已经成为东方式君主专制的罗马，这成为了相当不安定的因素。在第二轮统治一年多之后，因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突发疾病，驾鹤西去，成为导火索。“四帝共治”下的罗马大道，其传递信息的效率已经大打折扣，本来集中于一处的信息被分散到四处。在死讯还在传递的路上时，不列颠军团的士兵们就已经拥立了君士坦丁，继承其父西方正帝的位子。“四帝共治”的一角开始崩溃，同时也拉开了接下来十八年动荡的序幕。
为了暂时维持“四帝共治”的存续，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与君士坦丁达成妥协：西方副帝赛维鲁提升到正帝位置，君士坦丁继任西方副帝。前正帝马克西米安的长子马克西米安见状，对此大为不满：都是皇帝之子，凭啥你君士坦丁继承帝位，我却手无半点权力？于是，三个月后，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宣布登基称帝。而之所以他能“崛起”，有着一定原因。“四帝共治制”下的罗马，不再享有“国家母体、帝国心脏”的地位，早已没有了当年罗马帝国首都的威风，元老院的权威不再、近卫军团兵牢骚不断、普通罗马市民也是怨声载道。马克森提乌斯的登基，让那三类人有种罗马重归荣光的感觉。当然，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马克森提乌斯不可能“放过”他的老父亲、前正帝马克西米安这张王牌。
于是，帝国西方出现四位皇帝，加上东方的两位皇帝，罗马帝国陷入“六帝纷争”的混乱局面。
这个烂摊子总得有人出来收拾。西方正帝赛维鲁责无旁贷，毕竟“多出来”的两位皇帝是在你的地盘上。他以“国家公敌”的名义，率军征讨马克森提乌斯。不过，这位西方正帝既没有嫡系部队，且手下一帮士兵还是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的旧部，可想而知，赛维鲁的下场是有多么悲惨了，最后被逼迫自裁。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见状，自然无法袖手旁观，他亲率大军出击，但却将屠刀伸向了那些普通的罗马居民。不得民心，加之后勤补给短缺，伽列里乌斯只打到了意大利北部，就止步不前，最后灰溜溜得回到大本营。
公元308年秋，在伽列里乌斯的提议下，与马克西安、戴克里先等召开了卡农图姆会议。马克西米安在戴克里先的劝说下退位，伽列里乌斯好友李锡尼填补了西方正帝的位置。上轮“四帝共治”就因将有权利继位的人排除在外，而引发内乱，这次依旧存在这一问题。东方副马克西米努斯的“横空出世”大为不满：毕竟他在副帝位置上待了这么多年，却还没混到正帝位置，你小子一冒出来就是西方老大！那个“国家公敌”马克森提乌斯对李锡尼继承正帝位置也大为恼火：想来，卡农图姆会议上生父、岳父（马迎娶了伽的女儿），会开完了，自个儿啥也没捞到。在这之后，马克西米安陷害君士坦丁的阴谋败露，被君士坦丁所杀。戴克里先听闻这一消息，想必是对其早早退位而感慨颇多吧？
公元311年，东方正帝伽列里乌斯去世，东方正帝李锡尼横向填补，罗马帝国情势演变成“一正、两副、一公敌”的状况。于是，李锡尼与君士坦丁达成同盟，君士坦丁率精兵南下征讨“公敌”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虽在兵力上远胜于君士坦丁，但由于缺少实战经验，都灵首战便败下阵。作为胜利者的君士坦丁，并没有任何烧杀劫掠，这一行为传遍意大利北部，一时间诸如米兰、皮亚琴察、拉文纳等城市相继为其敞开大门。
战争不同于战役，“战争可能持续数年，由不同地点的战役所组成；战役则只发生在一个地方，胜负立马揭晓”。盐野七生在书中提到了几场足以改变历史的战争：1.发生在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海战，希腊城邦联军在节节失利的情况下，依靠这场海战而扭转形势。若没有这场胜利，可能在这之后的古希腊文化也不复存在了。2.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国王大流士之间的伊苏斯战役，以少胜多的大会战，自此之后，地中海世界进入到希腊文明圈。3.扎马会战，罗马年轻将领西庇阿对阵汉尼拔，赢下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从此“将地中海世界转为希腊罗马世界”。4.阿莱夏攻防战，发生在高卢战场上的战役，恺撒“毕其功于一役”，罗马版图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也造就了今天的法国和英国。
公元312年，发生在君士坦丁与马克森提乌斯之间的“米里维桥战役”，同样意义非凡。“这场战役开启了其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代的大门，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向跨越中世纪及至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的基督教迈出了第一步”。不过，敌对双方犹如老兵对新兵，战役最开始的胜负就已经能见分晓。君士坦丁在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之时，很是担忧环绕于罗马四周的“奥勒留城墙”以及马克森提乌斯手下的大规模军队；而在马克森提乌斯一方，原本依靠长期作战就能够占据巨大优势，却主动出城迎战君士坦丁。双方在罗马郊外的台伯河畔的平地展开阵势，军事经验丰富的君士坦丁，将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马克森提乌斯一方逼退至河岸湿地。一时间，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陷入混乱之中，拥挤在只有8米宽的米里维桥之上，“后浪推前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马克森提乌斯也在“拥挤的人潮”中，淹死在台伯河中。
“米里维桥战役”的胜利，极大的提升了君士坦丁的威望，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正帝。元老院一众早已没有了阶层贵族的尊严，“哄抢”在君士坦丁面前表示效忠。为纪念这场胜利，元老院献上了见证胜利的凯旋门。然而，罗马帝国国力早已衰落到没法想象的地步，这座“君士坦丁凯旋门”近乎都是拼凑起来的：凯旋门主体来自哈德良皇帝时代；顶部雕像来自图拉真皇帝时代；正反两面八片浮雕来自奥勒留皇帝时代。当然，也有部分浮雕是展现君士坦丁功绩的，但是，其质量和水平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作品相比，简直“无法直视”。盐野七生在书中列举了部分照片，看罢，真是令人感慨颇多！对浮雕之类的艺术，我并不很懂，但这些照片拿过来一看，水平高低，一眼便知。回望繁荣富庶的大帝国时代，不胜唏嘘！
公元313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罗马帝国皇帝李锡尼和君士坦丁共同签署了公开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米里维桥战役之后，“东方副帝”马克森提乌斯战败身亡，马克西米努斯就陷入慌乱之中。李锡尼早已迎娶了君士坦丁的妹妹，并与君士坦丁形成同盟，接下来矛头必然指向这位唯一尚存的“副帝”。果不其然，李锡尼在米兰会谈刚结束，就匆匆返回东方，一举拿下了马克西米努斯。
曾多达6位皇帝的罗马帝国，如今只剩下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两人，显然，戴克里先时代的“两帝共治”是不可能重现了，“撕破脸”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一次意外事件为君士坦丁挑起战斗提供了正当理由：当时君士坦丁想要在李锡尼治下引渡一个犯罪的亲戚，被李锡尼拒绝。与李锡尼的战斗，在多瑙河附近打响。君士坦丁身先士卒，率领2万多士兵冲杀进敌军阵营，李锡尼在两次战斗皆败给了这位年轻他十岁的对手。之后，在君士坦丁妹妹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和解。对于君士坦丁而言，谈和是必然只选择，因为此时北方蛮族再次南下，身为罗马皇帝，“保障帝国及边境居民安全”是其重要的职责。
在公元316年到322年这7年时间里，君士坦丁在其长子克里斯普斯的协助下，击退了北方入侵的蛮族势力。与蛮族之间的作战一结束，君士坦丁就毫不犹豫地再次同李锡尼开战。这次战斗在陆地和海上展开。陆上作战由君士坦丁亲自指挥，他依旧采用“亲率骑兵团冲散敌军阵型的粉碎式战法”（这让我想起来，初唐李世民作战也是直接冲进敌军，杀个对穿），官兵士气高涨，取得陆上作战的胜利，李锡尼逃往拜占庭。接着，克里斯普斯指挥的海上部队，在拜占庭南部海面，再次击败李锡尼。这次战斗，最终仍在君士坦丁妹妹的调停下，达成和解，条件李锡尼必须接受退位隐居的条件。不过，李锡尼终究还是死于非命：次年，一队士兵冲进李锡尼隐居的城堡，被以谋反罪处死。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接下来，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从首都、宗教、政体等方面重新构建出一个全新的罗马帝国。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罗马帝国至此已是“名存实亡”。
建设新首都。君士坦丁将首都定在了拜占庭。这座被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即意指“君士坦丁的首都”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对由君士坦丁而言，拜占庭的“大片空地”，也为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新首都提供了空间。在李锡尼兵败之后，这里就已经大兴土木，没到六年，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就屹立在了罗马帝国的东方。意图振兴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在他的首都中并没有建设其它神殿，就连曾经象征“众神”的雕像也成为了建筑的装饰品。罗马多神教的传统不再。新首都也有元老院，只不过，这些曾经罗马社会的精英阶层，再也没有了对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利，只是享有着荣誉上的称号。
罗马军队的功能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进入君士坦丁时代，国家安全保障思路已从“在帝国边境阻止敌人”变为“敌军突破边境之后，皇帝率军击退敌人”，显然，边境线的意义再也不是恺撒所说的“帝国防卫线”，边境上驻守的军团士兵的“质量”也在不断下降。在经济改革方面，第纳尔银币的信用已经崩溃，君士坦丁将银本位制换成了金本位制，意图建立起新的轴心货币体系。然而，“变动制”的汇率，极大地加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只有皇帝的口袋变得鼓囊囊的。
新宗教。在基督教发展方面，君士坦丁可以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正因此，他才被后世尊称为“君士坦丁大帝”。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君士坦丁并没有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早在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中，君士坦丁就不仅将基督教放在了与其他宗教等同地位，而且在敕令最后一部分指出，要将当年戴克里先所没收的教会资产偿还给教会。到后来，君士坦丁甚至于将皇帝私有财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即便是有违皇帝之行为，但在已成为“君主专制”的罗马帝国，君士坦丁作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谁能够约束他的这一行为。基督教的利好政策不止这些，譬如神职阶层可以享有独立地位，不需要纳税。这也使现实社会中，那些无力承担重税的人们，纷纷加入基督教。优西比乌主教曾说，“很多人入教是为了利益而非信仰”。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为调停两派教理纷争，召开了尼西亚公会。这次会议在基督教教史上意义重大，它确立了延伸到现代的基督教形式。实际上，这种教理之争，根本不需要世俗君主插手。这离不开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的大力扶持。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君士坦丁意图将基督教作为一种稳定政局、进行统治的工具。神灵所赋予的权力，是无法通过消灭肉体所能颠覆的。
“看上去光芒耀眼的君士坦丁，却与家庭内部众多流血事件关系紧密”。从最早的岳父马克西米安，再到大舅子马克森提乌斯，还有异母妹夫李锡尼，皆死于君士坦丁的刀下。甚至于在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之后，将为其立下大功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及皇后法乌斯塔残忍杀害，罪名是这母子私通不伦。在之后不久，君士坦丁的小儿子们被任命为“恺撒”。
公元337年春，积劳成疾的君士坦丁在前往波斯的途中过世。虽生前对于基督教信仰“模棱两可”，临终之时，君士坦丁还是接受了洗礼。
“罗马人曾经三次统治世界：第一次以军团，第二次以法律，最后则是以基督教。”无论是军事，还是法律，都是毋庸置疑的，最后，基督教也在罗马皇帝的手中，拥有了“国际竞争力”。事实上，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都在为了延续罗马帝国生命，做着“最后一搏”，若无这两人，恐怕“3世纪危机”就会成为压在罗马帝国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寿命做到这种程度吗？”想想君士坦丁之后，基督教赢得胜利的、黑暗的中世纪，罗马帝国如果没有做最后的挣扎，中世纪的欧洲会变成怎样，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历史已经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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