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之前因着那句“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内心中泛起无限温暖。这是早已被说烂的一句话，横着说，倒着说，合着说，拆着说，不论哪种方式它都能不偏不倚地直击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个地方。
因着这句话，加了豆瓣的一个小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还写信吗？”这个小组并不活跃，很久很久才会有人更新消息，长一句短一句，多是寂寞无聊，多是像我这样想寻个倾诉。当时我并没有提笔去写信，只是偶尔浏览更新，在那消息长久的停留与空白之后一切便沉寂，搁浅了。
在这光怪陆离，匆匆流转的年代里，我们争分夺秒，好像谁也不愿意花上那一时半会儿揣摩心境，提笔写下忧思与哀愁，写下思念与感怀。
以后，请允许我在写信这件事上存些许矫情
你想着找个人倾诉那是多容易的事，无非是手机通讯录里一个熟悉的号码，微信聊天中一个熟悉的头像，抑或轻而易举地叫起身旁人酣畅淋漓地谈谈。如此如汤沃雪的事情至于还要跋山涉水靠着远远而来的书信一吐愁思吗？
更久之前，我也是如此觉得。那时候课余还能收到很多书信，来自老友，来自新交。以前觉得写信是件太过文艺甚至有些矫情的事情，你可以通过一通电话就搞定的事情却非要穿越千里，隔着时光再来诉说，这不合常理也失了效率。所以信往往是不回的，只消收到信后一通电话的告知，当面谈起读信后的感触，为他告知生活常事而开心，也为他诉说的烦心做开导,可电话那头是说完话后的沉默，像是有些许的难言之隐。
后来，信是慢慢少了，渐渐没了。
以后，请允许我在写信这件事上存些许矫情
今天，突然点开小组，有人通过相互写信的那个话题私信我“你还写信吗？”。好多事情便如泉水般涌出，我该是很久没写过信了，但我还是回了句“写的。”
时过境迁，有人写信是件值得窃喜的事情，何况是和陌生人，因为不熟，所有的事情更会明朗，你无须顾忌，更无须觉得尴尬。
“我们相互写信吧，我会回的。”
我突然想起高三那年的成人礼，班主任让家长给孩子写封信，无需格式，无谓长短。那天天气很好，冬日阳光里的微风吹来春天的味道，在那孔子像旁边，我们这群孩子读着信都红了眼睛。信里有些话在平日里真的是难以开口的，你看我“从蹒跚学步跌跌撞撞突然变得亭亭玉立”，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幼儿园哭哭啼啼的样子……”我想，有些时候写下的“我爱你”比信口说的更令人动容，何况出自我们那羞于表达的父母。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觉得写信比起当面诉说，比起声音的缱绻更令人觉得奇妙。一个人把思绪形诸笔墨，说出内心真正所想，说出平日里欲言又止的那些感触。这些比起思想的直接撞击来得意味深长，也更能引起深思与共鸣。
以后，请允许我在写信这件事上存些许矫情
王尔德在狱中提笔写下长信《自深深处》，信中那些苛责与愤懑，那些深思与悔过，以至后来的倾诉、探讨与劝告，假如是出狱后的当面劝诫也就失去了那份心境，那思深长意味。
书信能将你在平时交流中难以启齿的东西完整而不失真地表达出来，你在写信的时侯其实也在和自己对话。比方说你给我写信，你的读者其实有两个，你还有我。甚至有些你想对读信人诉说的苦闷在你自己写信的过程中便慢慢地消散了。
人们常说所有的创伤都会被岁月抚平。书信从落笔到另一个人开启的那段时间仿佛存在魔力。而当它跋山涉水甚至远渡重洋而来时，这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便又使得思想的碰撞交缠变得意义非凡。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与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于2008年2月第一次相见。见面不久，库切便写信给奥斯特，建议两人通信，“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可以为我们双方都带来灵感。”奥斯特身在纽约而库切住在澳大利亚，奥斯特打字，而库切发传真。三年间，一封封慢信从美国漂洋过海到澳大利亚，一封封电子传真又从澳大利亚发往美国。如此鱼雁往返三年，他们的信集结成书《此时此地》。信似乎让人更能放得开自己，聊生活，聊电影，聊旅行，聊体育……
以后，请允许我在写信这件事上存些许矫情
又想起之前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一个活动，借着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之名在二楼开了个“解忧杂货店”，一个小小的纸盒放在楼梯口的那个角落。“向我倾诉你的烦忧吧”。这封信不一定会穿越时空，但总会有人看到，他会提笔写下某些东西，回信不一定放在牛奶箱。我没去试过，现在想来有些后悔，为什么不提笔写封信呢，不一定讲烦忧，也可以讲欣喜。无心，无情又是无意，仍是错过了。
现在的人似乎都不去手写信了，可是每周固定的时间中国邮政的车还是会停在那个绿色的邮筒前。那是辆绿色的卡车，很大，但穿着绿色衣服的人从那桶中取出的信却是那么少。可能以后，取信会换小点的车，时间也会变成每个月，书信会变得更远，然后焦急的人们再也等不及了。
并没有太多无奈，车马很慢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到底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纠结也没有必要，你写便是。
“在爱情中，总是有一个去亲吻的，一个把脸颊伸过去的，在通信中也是一样。”
你可以做主动亲吻的人，偶尔把你想说的写成一封信，纸质的或是电子的，写给别人也可以写给自己。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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