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乡的三座老屋，是我少年，青年，壮年的见证者。
（一）消失的老屋
因为64年中留水库峻工，位于水库埝下正中央的下留村，被政府指证为务必迁徙的村子，而我的老屋如在覆巢之下的蛋，必然会支离破碎，不复存在。但生活了整整十三年，从呱呱坠地，到讶讶学语，从背着书包到本村神庙遗址到邻村大候的神庙遗址，上完了小学，再上高小，从这座老屋出出进进，用脚丈量着难以眠灭的人生足迹，以致于过了半个多世纪，虽然那座老屋也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已找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任何的破砖残瓦。甚至站在老村遗址的田埂上，望着成片庄稼地，已辩不出老屋所在的蔡家巷，更别说那座老屋了，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然而，这座老屋的形状，仍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在南北通向所谓大街上（两辆马车相迎，真担心能否安全通过）的中部，有一座士地庙，庙尚在，神（像）消失。庙门正对着不到百米长的蔡家巷，尽头有个佛龛，其中有个小小的双手合于胸前的土地爷，左边是蔡家的大车门，右边则是通向河埝底下比蔡家还短的小巷。大车门旁有口老井，而我家则在蔡家宅院的后墙跟下。说来是家门不幸，那个足有两座宅院大小的麦场，虽然还姓刘，但因抽大烟的大伯卖给另一家刘姓，而我家老屋就无路可出了。亏得哭成泪人的娘搬来救兵，三个舅舅出来干涉，才留我家出入一米宽不到的小路。
老屋的面积应该是撑死了3分大，一座三间从窟窿里透露出来阳光的正屋，，标准的老式士坑，外有顶着土楼的帐门，一个住4个人应该挤得慌的土坑，白天或傍晚没睡觉前，通常被子都是卷起来倚在墙角。串门的姑姑坐在土坑的溜光席上，和娘有一搭没一搭地的家长里短，娘点起煤油灯，放在拱形的糊着一层麻纸的灯孔里，让漆黑的屋内不致于伸手不见五指。身材高大的姑姑胃口特好，父亲到外搞副业不在家，坑上板架上瓦罐里的剩饭，谢拒娘再热一下的建议，用铜制的小勺一勺一勺里往嘴里灌，也没有拒绝娘递过来凉红薯，连皮也没撕，狼吞虎咽地一口一口吞到肚里。
小时候的冬天贼冷。钻进被子前学父亲把脚头用腰带扎住，把棉裤搭在脚头，把小棉袄铺在肩头，娘再用一件小褥子盖在被子上，才勉强入睡。最难捱的是起夜，接过娘递过来尿盆，浑身冻得打了个冷颤。早上起来点着煤油灯，纸糊的灯罩里冒出的黑烟，呛到鼻孔，难受的几乎打喷嚏。小心翼翼捧起小油灯，仔细地迈过门槛，深一脚浅一脚走出小院，走出娘用泪水争来的别人家麦场的小路，走出窄窄的蔡家巷，向北边不到200米远的学校迈去。
老屋的正房两边是南北厢房，依稀记得远门自家狗娃哥的奶奶还在南厢房住过一段。不知什么原因，哥哥到临汾钢厂上班，爹，娘和我还在北厢房住过。记得大雨连绵，爹借来一架小石磨，和娘轮流用手转动着，麦子从两扇不歇转动的小磨盘中流出，变成褐色的麦皮和雪白的面粉。
其实老屋北厢房的左侧有一合大磨子的，除戴着眼罩的小毛驴不慌不忙围着圈打转外，朦朦胧胧的我，被不耐烦的父亲扯着耳朵拉出被窝，天已麻麻亮，和父亲推着磨，娘在南厢房左侧的大椿树下，在圆形竹子编制涂上厚厚桐油的布罗里罗着面。那棵足有水桶粗的大椿树，是老屋唯一的一棵植物。冬天，树顶上有一个鸟巢，我仰脸都看到了树梢头用柴草砌成的窝，贪婪的小鸟张着粉红的小嘴，吞食着妈妈叼来的食物，一对小翅膀一闪一闪的，格外的逗人。院中的小生灵，除大椿树上的喜雀外，还有正屋中间房梁上燕窝里的一家，我真佩服这貌不惊人的燕子那锲而不舍的精神，飞到河边啄取湿泥，集成丸状，再衔回来，用残羽，小草和口液筑巢，多少次来回，多少次忙碌，尽管外面坑坑洼洼，但巢里却极为平整。尽管燕子落下的白色粪便，令人不胜其烦，但对于燕子人们还是挺喜欢的。“不吃你米，不吃你面，掏我儿子害身烂＂。娘总是这样教训不安分，时而准备用竿子捅燕窝的半拉小子的我。
到了64年，整村搬迁的工程终于开始，我整整生活了13年的老屋寿终正寝，瞬间变成废墟，不久变成农田，最终消逝在视野。时光境迁，除了对已不复存在的老屋有几分眷恋外，心中也有几分庆幸，倘若老屋还在，每天走在别人麦场的小路，目睹已属于别人的麦场，在自己眼鼻下，人家按了盘石磨，开了块菜地，并防止我家鸡跑进菜园扎起一排篱笆墙，定是五味杂陈，难以言喻吧！
2021年12月24日（平安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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