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妇联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发布《改革开放40年女性发展调研报告》，通过大数据揭示40年来上海女性的变化。

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始终执中国区域经济之牛耳者的城市，上海数据具有非常高的可参考性。对于很多内陆城市而言，上海的今天，或许就是他们若干年后的明天。

上海女性初育年龄为29岁，已高于很多西方国家

2015年女性平均寿命的国际比较图

近年来，上海女性和男性的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女性的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74.8岁上升到2017年的85.9岁，上升了11.1岁，高出全国平均数6岁多。这一指标在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中位居首位（除香港和澳门）。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女性的寿命显著高于男性，两性平均寿命差距近5岁。上海女性的预期寿命于1999年就达到80岁以上，而男性的预期寿命则在2011年才达到80岁以上，比上海女性晚了11年。

而女性平均寿命高于男性，并不仅限于上海一城一地，而是放眼全国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客观情况。这背后原因颇为复杂，除去男女性先天生理条件不同外，两者在社会上扮演角色的差异，也进一步拉大了双方在平均寿命上的距离。

上海女性初育年龄及国际比较（上海为2015年数据，其他国家数据为2014年）

女性婚育状况有何变化？调查显示，上海女性晚婚晚育已成趋势，未婚女青年的比例不断攀升。

与全国相比，上海男女的初婚年龄提高速度高于全国水平，且女性初婚年龄的提高幅度高于男性。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比2005年分别提高了5.0岁和5.4岁。

另外，2015年，上海女性的初育年龄为29岁，已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美国26.3岁，英国28.6岁，法国28.3岁），但仍略低于日本（30.6岁）、韩国（31岁）、意大利（30.7岁）等国。

高强度的社会压力下，男女社会角色分工认知再变化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及东亚文化圈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方式都较为流行。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男女平等的意识迅速崛起，甚至于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事件中，出现了较为异化、矫枉过正的“女权主义”思潮。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角度看，这一切都是十分正常，是经济与思想解放过程中必将经历的一个特定过程。从目前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上来看，中国男性90%和中国女性70%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各自性别的世界最高水平，未来随时间发展，逐渐走低会是大概率事件。

1990-2010年男女两性对于“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观念认可度

女性在经济、教育中社会地位的提升，并未显著改善其家务劳动的分担，女性承担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

比较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可知，对于“男人应以社会为主，女人应以家庭为主”的观念，不仅男性在1990-2010年期间赞同率上升，女性的赞同度也上升。表示“很不同意”的比例大大降低，女性从1990年的45.2%，到2000年下降了24.5个百分点，2010年再降5.2个百分点。与此相对，表示“非常同意”的百分比却从1990年的2.6%上升到2010年的7.2%。

相比思维解放，现实的残酷恐怕更为令这一代年轻人冷暖自知。尤其当独在异乡工作的年轻夫妇迎来新生儿时，如果得不到来自父母的支持，那么双方势必有一方需要作出牺牲，将时间用以抚养幼儿。而这一重担，在目前的中国，多数情况由女性承担。

晚婚，早已成为中国各地的共同认知

在严峻的经济压力之下，晚婚，就成为必然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普世现象：

在江苏，根据该省民政厅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2017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34.2岁，其中女性34.3岁，男性34.1岁。而2012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29.6岁，2015年32.4岁。

在杭州，该市民政局发布的婚姻登记数据显示，该市男性的初婚平均年龄为28.6岁，女性为27.1岁，与2016年同期相比，男性晚0.1岁，女性晚0.4岁。

在青岛，2017年该市初婚平均结婚年龄是28.3岁，其中男性为28.2岁，女性为28.4岁。

在陕西，2017年男性平均结婚登记年龄30.6岁，女性28.8岁，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晚了0.2岁。其中，男性初婚平均结婚龄28.7岁、女性28.6 岁，与去年同期相比男性晚0.1岁，女性晚0.1岁。

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26.8岁。

此外，2017年全国的结婚率为7.7‰， 同比降低0.6个千分点。据媒体报道，这也是该项数据自从2013年达到9.92‰的峰值后，连续第4年出现下滑。

如果再结合生育孩次分布看，近40年，妇女高孩次生育明显下降。从1982年到2017年，我国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30.3%下降到6.7%。2000年至2010年，我国一孩生育占比都保持在60%以上。

综上我们发现，不仅仅晚婚晚育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中国人的普遍情况；不婚不育，同样在当下的中国人数不断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如果再结合中国正在不断加速进入老龄化的客观背景，中国的既有人口政策势必在未来面临极大的挑战。

单身人口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阵痛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中国单身、独居人口上升速度最快的时间节点（约在1990年~2010年），大致上不难发现，这恰恰是中国城镇化进程最为迅猛的二十年。并且，与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也高度匹配。

从低廉劳动力遍地都是的年代，迅速进入了人口就是消费力的时代，不少中国人尚未在思维上和意识上迅速得意扭转。作为政策的指定方，也还停留在只要开放二胎政策，新生人口就会像“泄洪”一般滚滚而来，从而继续中国过去的人口红利时代。但现实的数据告诉我们，这根本不可能。

当高房价成为最好的“避孕药”，职场的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多年未见改变，对于新生人口的各类实质性鼓励不能落实，近乎所有养育子女负担都需要由家庭独立承担，而最终为社会培养出新的“消费者”和“纳税人”这件事，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排斥。

而从城镇化角度讲，当一名低线城市青年努力想要晋级到高线城市扎根，实现个人及家庭命运的“逆袭”时，势必要牺牲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而使得他们的婚恋进度明显落后于他们的同龄人。而他们好不容易完成这一人生升维后，他们再次又面临了两难的局面：旧的低线城市异性多数已经完成婚配，且两者之间的共同话题早已不再；而新的高线城市异性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性，彼此的结合仍需要进一步磨合。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完成人生升维的高线城市新市民们，他们的首选婚配对象，事实上是和他们同样特质的外来人口。他们多数是来自同一省份，或者是更广意义上的同一较大行政区。和过往的拥有共同求学经历的“同学”关系近似，他们拥有共同的异乡打拼经历，从而在人生三观上更加匹配。

如果单纯是从普通地级市进阶到所在省份省会城市或经济强市，那么新市民在文化与习俗方面，需要适应与匹配新环境的时间相对会短一些。但如果是跨省、跨行政区进行远距离迁徙，新市民对于“新身份”的适应，往往要耗费一代甚至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够真正意义上融入。期间各类社会“阵痛”效应，同样无可避免，只能通过时间来进行化解。

这也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在阐述的那个核心观点——迁徙，是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与使命。

本文参考素材：

《女性初婚年龄已超28岁，大数据揭示40年来上海女性的这些变化》·上观新闻

《上海女性初婚年龄大幅提高，数据一出更不着急结婚了？》·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