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附中的教学改革
刚刚看到一篇叫《猝不及防,人大附中特级语文教师成为“被告”》的故事,不由想起一些往事。事件可以被概括成这样一件故事:学校布局“提升学生人文积淀”,将连续教了8年高三的于树泉老师被安排到了初一年级。于老师选择对教材进行取舍,将名著纳入教学范围,践行教育理念。部分学生家长们觉得他头顶光环,但缺乏备考中考的经验。
学校举办了家长会,支持他和反对他的家长各执一词。校长宣读了他写给家长们的一封信,介绍了促进学生阅读的构想,也提到了具体安排:初一初二侧重抓好高质量的经典阅读,为孩子筑实语文学习的根基,打好人文精神的底子,初三则集中精力应对中考。他相信,有了初一初二大量的读写积累,面对中考,孩子们将会举重若轻。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学校说服了家长,风波终于平息。2013年,初中三年的学习结束了,该班学生人均读书达30部,阅读量近千万字,人均撰写读书笔记两万多字。中考时,该班取得了海淀区语文最好成绩。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包括于老师的思考和探索都在《人大附中整本书阅读取胜之道:让阅读与作文双赢》里提到了。
我上小学时候也经历过一次类似的教学改革。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学校是否也有类似的计划,我的几任小学语文老师都着重讲阅读和写作的重要性。先是一位没有通过实习期的,外省来的语文老师王明德,给我们介绍“高效阅读法”,着重讲了不要出声读,要学会默读、扫读、略读、精读。我想他的离开应该是因为同学们不喜欢他,因为他的教学方式和北京的教学方式不太一样。
第二位老师是梁德秀老师,除了讲要广泛地阅读课本之外的书,还鼓励我们学甲骨文,了解文字背后的演化历史。我刚刚查他的资历才发现他曾经是高中语文教研组长,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因为学校布局才被调到小学教书。
梁老师每周都要求我们写周记,写摘抄。我从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随时记下生活里的观察。当时同学们的周记也很精彩,在他朗读其他同学的精彩段落时,我也会速记下来。即使现在本子都丢了,我还记得一些笔记,比如一个同学从《儒林外史》学到了“泼眉猛眼”这个形容;一个同学观察到螃蟹也会从便宜的区域爬到贵的区域,可见螃蟹也有上进心(后来发现是抄网上);一个同学观察到另一个同学被老师骂了后心情不好,体育课直奔篮球框,使劲儿把篮球往地上砸。
刚刚在《人大附中整本书阅读取胜之道》注意到于树泉老师说,小学生理解能力很低,高中生又要备考高考了,只有初中才有机会去让大家深度阅读。我是2012年初中毕业,应该就比于树泉老师带的这批学生大一届。我的中学老师没有再强调过阅读,只是让我们多看新闻和感动中国,积累作文素材。可小学的教导让我受益至今。
文学作品能给人什么
于海泉老师在书里反思说自己这么多年的教师生涯,主要精力几乎全部围绕着考试,去传授答题技巧,培养应试能力,从未引导学生完完整整地读过一本名著,这充其量只能算作“应试教育”,而不是“教育”,因为不读书的教育算不上真正的教育。
很多人都把教育的恩情形容成“插柳之恩”。就像一棵树生长需要时间,一种教育带来的影响也需要时间。
前段时间一期《十三邀》中,黄灯老师说她在高职任教后发现,有学生会在写作时直言不讳地自我侮辱,称自己为“工业废水”。这让黄灯老师深受震动:她奇怪都是年轻轻的孩子,怎么如此看不起自己呢?
事实上,这种自我侮辱并不是特例。在之前的一个关于南方职高的报道中,职高里的学生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就是一垃圾”,至于为什么自己就是垃圾,理由无非是成绩不好,没有考上父母亲戚口中的“正经学校”。
之前看过一篇新闻,长沙有一名著名高中的竞赛生和父母双双跳楼自杀,据说是有人给他竞赛做了手脚,让他得不到金牌,没办法保到北大。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太令人惋惜了。
我一直觉得完美主义是一种病,好像结果只能是完美,或者满分,其他的结果都是不可接受的。这像一种偏执,而且是可被改变的偏执。
正如河森堡说“欣赏文艺作品其实是一种关于‘设身处地的训练。”
他讲了这样一个心理实验:一些学生被安排听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的自述。他们了解到,这位女性是因为一场车祸后的输血而感染HIV的。在那个年代,艾滋病的发展还无法有效控制,所以这位患者说自己时常会陷入命不久矣的恐惧中,并被其深深煎熬。事后,实验人员要求同学们填写一份关于如何对待艾滋病人的问卷,听过患者自白的同学比对照组展现出了更强的同情,因为患者的故事给了他们一个不同社会身份的叙事角度,使他们对患者有了一种暂时的“设身处地”。
事实上,任何一种可以代入他人立场的故事,都能给受众带来自己人生经验之外的视角,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文艺作品尤其如此。一个人欣赏过的文艺作品多,往往也就意味着此人感受过的社会立场多,而正是这种对他人立场丰富多样的感受孕育出了温暖得体的举止。
备注:读什么?读经典与读新书之我见
想了解科学,不论是社科还是技术理论,必然要读新书。每次提到人群的盲目都有人说《乌合之众》,可2020年的新书《Not Born Yesterday: The Science of Who We Trust and What We Believe》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勒庞虽然提出了自己的洞见,但他不具备科学研究方法,新书既提到了他的想法,还包括了新的实验研究,以及当时勒庞不知道的当时数据。
有人说新书可能会出错,但老书是已经出错的了。即使是2011年出版的《思考,快与慢》都有几个实验被证明是不可重复的,但这本书再怎么也比弗洛伊德靠谱。学知识最正确的标准是“当下科学理解”,英文是“current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也就是说目前来说,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什么。
读文艺作品,我没有任何想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貌。这几年的新作品,我比较喜欢《夜晚的潜水艇》和《邦查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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