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美国的“地区研究”与“现代性”深化
地区研究
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结束了历时四年的南北内战，确立了北方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加速了对西部土地等资源的开发，标志着美国正式进入资本主义强国的重建时期。
马克思曾指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在那样一个国家迅猛发展的阶段，美国的文化更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尤其反映在其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中。
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科学开始进入专业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现代学科纷纷进入大学，同时建立全国性的专业学术机构或组织，树立各自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制度身份和权威地位。在这个阶段里，美国的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了坚固的学科边界和各学科的分立局面，“价值中立”思想和“学科门户主义”盛行学界，世俗的公共生活与专业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形成了较大疏离。
以“地区研究”为例，我们看看这个阶段的美国社会科学表现。
二十世纪早期以前的美国对世界各地区的研究被称为“海外研究”，其研究的范围基本局限于美洲（北美）和欧洲（西欧），对于非西方文明的地区则缺乏系统化的考察。这个时期的海外研究主要依靠的是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等等，流传的知识是社会各界的见闻而不是学术界的报告。
用中国的历史来看，此时的美国就像晚清的夜郎自大，身处世界一隅却认为自己就是世界中心。
进入二十世纪中期，一场发生在美国社会科学专业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的重要学术制度构造工程和学术思想运动日益蓬勃，这就是美国的“地区研究”。大致来看，美国的“地区研究”试图摒弃曾经的“美国”和“美国以外”的简单二分，希冀在变通的、折中的实证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知识体系。
注意，美国学术界试图构建的这个新的知识体系既想用来教育美国民众，也想用来影响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回到社会科学发展脉络中。美国社会科学专业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二十世纪前中叶，由于当时学科分立导致“零碎化”的研究长期以来都在过去的狭隘专业化基础上进行，不同学科之间几乎不存在交流和融合，传统的的实证主义和学科孤立主义受到挑战，因而更加灵活、包容和折中的社会科学理念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1924年，“地区研究”的代表性机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正式成立，其创办初衷就是抗拒“过度的专业化、太过彻底的系科分化、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隔绝孤立”的潮流，为美国社会科学指明纵深发展、突破传统、达成“知识的新综合”的未来方向。1943年《汉密尔顿报告》、1944年《芬顿报告》、1947年《霍尔报告》、1948年《瓦格里报告》、1950年《辛德尔报告》、1951年《本尼特报告》等共同指出，美国的“地区研究”以常规的社会学科为“硬核”，同时在传统的专业化学科基础上联系不同学科，为未来的横向科学综合和纵向学科深化开辟空间。
当然，一种社会性的思想改良运动，只靠文字、呼吁和信念是不够的，想要具备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就必须依靠物质奖励。1948年，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ARTP）和世界地区研究旅行资助项目（TGRWA）正式建立。据统计，截止1953年，仅仅六年间就有216名“地区研究”的学者得到了超过70万美元的奖金或资助（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当时的1美元相当于0.89克黄金，根据目前黄金价格可知，当时70万美元约合现在2亿5千万人民币）。此外，仅在1943年到1950年的七年间，美国就出现了民族地理学委员会、世界地区委员会、世界地区研究三方联合考察委员会、世界地区研究委员会、地区研究培训奖学金委员会以及拉美地区委员会、斯拉夫地区委员会、南亚地区委员会、中近东地区委员会等各种地区研究委员会，期间还举办了两次全国地区研究大会，这些机构和会议的具体开销已无法统计。
从整体上看，“地区研究”是美国对自己的社会科学所施加的“去偏狭化”和“去自然化”改造——比如通过“跨学科”来克服旧有的“学科门户主义”，进而达成“全部学科的地区整合”，以整体性和普遍性的视角对特殊性和多样性给予更多的确认和包容（这就是“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又如通过“全世界覆盖”的理念和规划，对旧有的学术和文化中的狭隘性和知识空缺如“美国中心主义”予以批判，最终确立和倡导“整全的世界知识”、“跨文化和地区理解”、“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等等。
正因上述原因，“地区研究”有助于帮助美国社会重新思考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反思、矫正和克服了“美国中心主义”。
但是，地区研究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存在是高度不均衡的，如在历史学、人类学中较高而在政治学、经济学中较低，“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最终未能得到真正落实。同时，地区研究以整体的研究视角关注分散的区域研究内容，研究难度较大，加之人的知识、思想和社会等因素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阻力。此外，地区研究受到了反帝国主义、反冷战主义等思潮的冲击，往往被其他国家和地区视为“美国中心主义”的延续，因而实际上未能实现其最初的目标。
总的来说，美国的“地区研究”对“学科门户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有一定的矫正和克服，但受制于上列原因，美国的“地区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美国的“地区研究”运动是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科学专业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运动。“地区研究”继承了第一阶段美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拓展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在大学内修正过去的“学科孤立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推进了民众对“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解和认可，标志着“现代性”——无论是学术意义上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在美国的再次深化。
借由美国的“地区研究”发展脉络，我们一方面可以窥见美国的学术史、教育史和社会思想史的演变过程（即学术通过大学教育影响社会思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现代性”是如何在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中扩散和深化的。
美国社会
主要参考文献：
加里·纳什、朱莉·罗伊·杰弗里等：《美国人民——创立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M]（下卷，第6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孙琇：《解读蒂利——查尔斯·蒂利的政治转型研究与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
梁志：《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J]，《世界历史》，2010年。
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J]，《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
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与政治-学术关系》[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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