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大院，遗落太行深处的商贾明珠

      刘家大院，遗落太行深处的商贾明珠

              报告文学    赵元龙

        在距离晋城市区西南约三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具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村——陟椒。这里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左倚腾舞青龙，右邻展翅凤凰，东有万芳桥畔小山拱秀，西望九女仙湖碧水荡漾；南高公路连接南北通途，清华古道从西至东穿过古村街巷。2013年，省人民政府授予“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16年，国家住建部确定为“中国传统古村”，2018年，又被定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而古村精华所在，则是明清泽商大户——刘家大院。

      300多年前，刘家子孙十几代经过260多年打拼，不仅成就了被誉为“北方民居一绝”的刘家18大院，成就了被中外古建研究专家称赞为“古代木雕艺术精品”的“三教堂”，还成就了安徽亳州明清最繁华的北关商业大街以及千古流芳的“花戏楼”杰作。许多省内外专家看了刘家大院后称赞道：皇家看故宫，官家看相府，商贾看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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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次走进陟椒“三教堂”，一块清乾隆四十年“原籍汉裔之一脉，本蓄刘氏之百邻”的碑文，让我对刘家身世有了初步了解；也曾走近村北墓洼一座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古墓：一块血泪斑斑的墓碑、一堆凄凄惨惨的黄土，让我的思绪穿越时光隧道，回到1800多年前......

      公元170年，东汉灵帝即位时，昏庸无道，横征暴敛，再加上首都雒阳(洛阳)朝中宦官乱政，娘妃残杀，宫内十分混乱。灵帝宠信的王美人生皇子协后被执掌后院大权的何皇后嫉妒而鸠杀，何后又见灵帝宠妃马娘娘怀孕在身，便想暗中置她于死地。马娘娘得知后，悄声无息地逃出深宫，来到太行深处隐居。她选择了一块树林茂密的地方（现名“窑谷坨”），垦荒造田，建窑安家。

      马娘娘出生于书香门第，性格开朗，聪明伶俐，先后生了刘烨、刘煜两个儿子，教他们学文习武并成家立业。公元220年，汉室刘协昏庸无能，东汉覆灭。马娘娘深感其痛，寝食不安。想到在汉室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想到何妃奸诈毒辣，不由得咬牙切齿，发誓“宁肯乞讨一生，也不苟且为官！”她把两个儿子叫到身前，将刘家的不幸身世告于他们，并将此庄取名“折家腰”，让后世永远不忘汉室倾折之耻辱，同时，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丑闻告知儿子，当即立下“处事戒繁华，淳诚，不为官宦事，远政；勤俭宜持家，自强，行善为积德，施仁”的遗训，要求后代崇尚美德、安平乐道。公元258年，马娘娘108岁寿终正寝，安葬于村北墓洼地，立碑“刘马氏之墓。”

      数十年过去了，刘马氏后代尊崇祖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民同享，并搬出窑洞修房建院，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宋徽宗年间，村中人丁兴旺，田亩充盈，以致户至百邻，人口两千有余。

      一日，阳邑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明贤来此游玩，闲谈之间，已知悉刘家祖宗来历，便随口说出此村名“有逆耳悬心之嫌”。折家腰当家人看到这位明贤沉稳忠厚,知识渊博,便恳求给村子改个名字。明贤思考片刻，便轻声念起唐代骆宾王的《冬日野望》一诗，随即在“故人无与晤，安歩陟与椒”中提出“陟”、“椒”二字，作为村名“陟椒”。今日分析起来，这位明贤实在高明极了！“陟”从“步”，其释义“登也”、“高也”。本义为“由低处向高处走”，即“步步登高”之义。“椒”字更为巧妙。“椒房”泛指后妃住的宫室。先祖刘马氏不正是宫廷后妃吗？“陟”与“椒”连在一起作为村名，其义既不忘汉室之脉，又期盼步步高升，不仅具有诗情画意，而且寓意良好。

      村名的改变，不仅改变了“逆耳悬心之嫌”，也改变了刘氏后代的命运。宋徽宗赵佶元年（公元1101年），陟椒村实行家长制，将百十多户人家分东南西北四方，各方设一方长，集中议事以鸣锣为号。之后数百年间，陟椒村沿袭家长治村之习俗，不断完善村规民约，因而四方和睦，村序井然。

      岁月的年轮渐渐远去，刘家人在坚守祖训“远政、自强，行善积德”的同时，也铸就了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铮铮风骨。北宋软宗年间，金军在太行陉与宋军发生了血腥之战，地方上一些响马也趁火打劫，老百姓寝食不安。于是，陟椒村家长在原有学堂的基础上，又办起了武馆，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儿学练武术。北宋灭亡后，南太行山人民难以忍受金朝欺凌，泽州府周村人梁兴组织起“忠义社”武装，抵抗金军的侵略行径。陟椒村武馆后生在头儿刘昕带领下，自愿参加了梁兴义军，战时上前线，平时护村民。这二十几名小伙骁勇善战，所向披靡，周围数十里内，从此安然无恙。

        一天，忽然有几个响马盗贼来到村里抢劫，刘昕闻讯后，带人火速赶到。刘昕顺手抓住一个崽子，几个铁拳便将他打得鼻青脸肿，跪地求饶。后来，刘昕因武艺高强，被泽州府衙举荐加入皇宫御林军，不久又成为官至一品的御林军御尉。本以为恪守“远官”祖训的刘家后人，却让一个突如其来的官衔扣到了头上。直至现今，尉郎官旧址仍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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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万历中兴年间，明朝大学士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等合并在现有的土地田亩上，大大减轻了老百姓沉重的赋税负担，于是，陟椒村民在经营好有限的土地以外，不少人在街上开起了自己的小商铺。

        刘龙在家排行老三，母亲生他时撒手人寰，两位兄长常年有病，父亲已近古稀之年，每天还要伺弄三亩薄沙地。一天，一个走江湖卖中草药的济源人在当街客店住下来。这位客商因从事中药材、针织品等生意，成为当地一位有名的富户。在他的影响下，刘龙忽然产生了到外面闯一闯的想法。他知道，陟椒村南山林中有枸杞、苍术、连翘等多种药材，采收并不费力。征得父亲同意后，由本家叔叔帮助，刘龙先到城里倒腾一些中药材和山货，慢慢摸索出了一些经商之道。再后来，经清华古道下山，由新乡、焦作向豫东和淮北走去，除中草药外，还经营手工制品、铁货和纺织品，渐渐地积攒了一些利润，胆子也大了许多。

        在同生意人交往中，刘龙得知，安徽亳州是全国最大的中草药集散地，加工作坊需要大量药材。于是，他来到亳州，与其中一个药坊老板取得联系，并答应按需送货。刘龙雇了九匹马和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将收购的山楂片和其他药材按约定时间送到亳州。药坊老板盛情款待，并以特惠价付于他。回返时，药坊老板建议他拉回老家缺少的丝绸、瓷器等杂货。那一次，刘龙赚到了做生意以来最大一笔银两。

        从此以后，刘龙雇人收购山楂、连翘等中药材，又变卖了大部家当，置办了马队及驮具，往返于泽州和亳州之间。村人除了耕种土地外，抽空采集药材卖给刘龙，刘龙将在亳州拉回的丝绸、首饰、瓷器等批发给村里小商铺。于是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茂一时。刘龙从此走上了收购、贩运、销售为一体的经商之路。

        中俄通商以后，以晋中乔家大院为首的晋商主要以走西口的方式占据了往北的大半壁江山，而刘家大院为代表的泽商，唯一的方向就是西南。而能进入安徽亳州，所要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有多么艰难！

            泽州处于太行山西南山麓，经清华商道到博爱再往淮南走的500多公里路途中，数不清的高山沟壑，爬不完的羊肠小道。冬天，风雪载途，冰封路滑；夏天，狂风暴雨，道路泥泞.....

        刚开始，刘家在亳州北关老街租了两个店铺，一个卖药材，经销山楂、连翘、苍术以及一些紧缺药材，另一个卖铁货。因为刘龙价格低，顾客盈门，生意火热。周边店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几个同行找到刘龙，让他把价格提高一倍，刘龙说，亳州人对我不薄，愧对良心的事我不能做。他们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天晚上，几家店铺雇了打手，夜深人静时，将刘龙的店铺门窗砸了个稀烂，幸亏刘龙及时醒来，才算保住性命。尽管发生了此事，刘龙仍坚守“世道和合、和气生财”的道理，若无其事地和他们饮酒喝茶，谈笑风生，无意中消除了隔阂，拉近了距离。

        如果说刘家人生意做得好，倒不如说刘家做人做得好。刘家人，包括刘龙以后几代当家人，都深深懂得一个道理：“子欲为事，先为人圣”，人只要有了好德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刘家在亳州雇了几十个伙计，除了教他们做生意技巧外，最重要就是教育他们如何做人。只要顾客需要的缺货，想方设法采购，并廉价卖给顾客。一次，刘家掌柜发现一个药店伙计在卖和收时，称秤总是对商家有利。他严厉训斥说：“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点钱不容易，咱们也要为他们的生计着想。”他告诫伙计：“诚是百行之源，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他要求：“寸宜宽，尺宜松，不要与百姓争利”，付钱时零以整付；收钱时，抹去零头。刘龙以义取利、让利于民的做法在亳州城大街小巷广泛流传，被当地官府树为亳州商道典范。

        据《明崇祯实录》记：崇祯十七年，“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疫情由北至南遍及大半中国。安徽亳州城内感染瘟疫者与日俱增，患者口干舌渴，恶心呕吐，皮肤瘀斑，不思饮食，高烧不退，死者无数。当地郎中深知山楂有“消食健胃，行气散瘀”等功效，可治愈瘟疫。于是，城内山楂抢购一空。刘龙火速回老家收购山楂运往亳州，又多方寻医问药。根据郎中提供的药方，购买了大量的黄芪、白术、金银花、连翘等，招募了十几个小伙，用大铁锅煎熬中药汤，将中药汤送到患病人家里，分文不收。由于刘龙的影响，亳州当地一些人也组织起来参加救助活动，使那场温疫得到了控制。

        刘龙的大善之举传遍了亳州城，民众纷纷找到刘龙表示感谢。亳州府太守派人找到刘龙，劝他在亳州安家落户。于是，由州府长官出面划地建房，刘龙在亳州落下户来。据明代《晋录》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刘龙是名震亳州的大商贾，他所经销的商铺，日进银两不计其数，搬运钱串的伙计为多赚钱而吐了血。刘龙知道后，便给伙计加资并限量活计。

        刘家大院在亳州经商的几代人，始终没有忘记老家父老乡亲。他们根据陟椒村土地少、土质差，山上有药材、木材的现状，每次回家，都要和乡亲们屈膝商谈，建议村人利用清华古道的通商条件发展商铺，并且答应从银钱上给以资助。如果有谁愿意去亳州，一切由他们安排。就这样，儒商的理念也渐渐融入到父老乡亲的生活中，村中原本萧条的商铺活起来了，村民的日子过得丰厚而安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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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4月11日，陟椒村原任村长郭善余、原任党支部书记刘世广、王守要、退休教师刘德元一行四人，来到亳州市花戏楼以及城北隅咸宁街，在亳州市史志办孙静和谯城史志办颜局长的热情陪同下，作为娘家人对刘家先人在亳州经商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考察。

        沿着亳州城北一条两边矗立着古老建筑的民居小道，娘家人找到了当年的山陕会馆。山陕会馆是一个标准四合院，北面是供奉关帝爷的大殿，南面是彩绘鲜丽的舞台，东西延伸的厢房就是当年山陕商人饮酒品茶、洽谈业务的地方。明清时期，花戏楼是亳州商贸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当时老百姓精神生活的乐园。如今的山陕会馆已是人去楼空，毫不掩饰地向远道而来的娘家人透露出一种繁华落尽后的无奈与沧桑。唯一可以慰藉的是：朱红淡褪的墙壁、残破而整洁的青砖、清晰可见的文字壁画、肃穆庄严的关帝神像、精美绝伦的砖雕、木雕、铁旗杆......仍原汁原味地展示着曾经的流光溢彩。门柱上“盛世气象存天地，晋商豪情留古今”，一副闪耀着熠熠光辉的对联，昭示着刘家先人曾在此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走出花戏楼，一条散发着远古气息的近千米长的北关老街上，百货琳琅的店铺栈坊、轻雾袅袅的酒肆茶楼、燃着熊熊火光的铁货作坊......仿佛在追忆沉积已久的一段段记忆，也仿佛在诉说刘家先人背后埋藏着的一件件感人至深的故事......

      清康熙40年，山西和陕西不少商人聚集亳州，“远服贾而通货贿”。在亳州经商的刘家后裔刘汉治、刘汉裔弟兄俩在北关老街建起店铺15个，经营中药材、铁货、手工作坊、染坊、烟店等，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力地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中药材种植，以致使亳州形成“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药材如桑麻”的规模种植。丰厚的利润富了商人，也增加了政府税收。刘汉治经营规模最大，纳税最多，得到了当地政府以至朝廷的嘉奖。据陟椒墓洼碑石记：清乾隆19年，朝廷下圣旨宣刘汉治进京，在故宫文阁殿“以资望特重”，授予刘汉治“皇清大学士”，官至一品。自那以后，刘家的生意越做越火爆，到清光绪34年，刘汉治第五代孙子的商铺发展到50多个，基本占据北关老街三分之二。

      清顺治13年（公元1656年），山陕商人住在亳州北城大关帝庙，主要头领是山西商人王壁、陕西商人朱孔领。关帝庙仅有一个祭祀关公的殿堂和一个可供演戏的舞台。山陕商人经常在此聚餐和举行宴会。据清乾隆三十八年亳州《重修大关帝庙记》:“……西陲而行贾于亳,连袂偕来,指不胜屈,亟设会馆以为盍簪之地……”一次盛大的午宴觥筹交错之时，刘家代表想起当初离乡背井时亲人委婉的嘱咐和凄寒的泪光，不觉萌发了修建商人会所的念头：“为了祭祀神灵，为了亲朋好友的娱乐，也为了给那些有着同样命运的同乡们提供一个安身之所，咱们建一个会馆，大家意下如何？”这个建议正符合大家的心意，当场一拍即合。王壁和朱孔领带头，于次年春暖花开时动工，在原关帝庙旧址上进行扩建，并起了个很漂亮的名字叫“花戏楼”。

        据《亳州志》记载：康熙51年，山陕商人逐渐增加到百家之多，刘汉治被推举为山陕百家商会会长。他结合当时的发展，集资扩大花戏楼规模，扩建“山陕会馆”。刘汉治、李天福、宋生长、程定国、梁尔祺、宋建功、拓一振等，共募钟楼、鼓楼及三间耳房。清乾隆5年，又一次对花戏楼进行重建。刘汉治等六人捐大钟一口。大钟重291公斤，立于关老爷面前永远供奉。清乾隆49年，刘汉裔接任山陕商会会长后，对大关帝庙重修一次。清光绪43年，刘汉裔的曾孙刘初庭被选为山陕商会会长。将山陕会馆扩建为“三位一体”的多功能商会场所，占地面积达到3200平方米，以后又历经七次扩建和修缮。时至今日，花戏楼仍旧是亳州城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是留在一代代亳州人心中的骄傲。改革开放以后，被市政府改建成亳州市博物馆，1988年1月，成为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最让娘家人感动的，还是刘家先人忠贞不渝的恋家情怀。

      刘汉治在老家时，喜爱讲三国故事，在陟椒大庙，喜欢看上党梆子“杨家将”。来到亳州后，他利用闲暇时间，常常给前来的人们讲三国故事，有时候还哼上几句上党宫调。一次，他唱起了上党梆子《华容道》。开始，当地人只能听见慷慨激昂的唱腔，听不懂唱词，后来才知道是骂曹操。亳州人哪能容许？亳州是曹操的故乡。在当地人心目中，曹操是一个足智多谋的英雄，是亳州人的骄傲。而在北方戏剧中，曹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关公才是仗义豪爽的英雄。

      因为刘汉治在亳州为人随和，关系很广，当地人碍于面子，没敢翻脸，只是说，刘师傅，我给你唱一段俺们亳州戏，说罢，就唱起了《三战吕布》，唱罢后，还要讲一讲曹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故事。

      这一点，山陕会馆的设计与内容可见一斑。花戏楼舞台两侧有一副楹联：“一去阳春唤醒千古梦”，“两般面貌做尽忠奸情”，台正中书“演古劝今”。在戏台的木刻和壁画中都有推崇关羽、藐视曹操的内容，其中还有六处雕刻着揭曹氏伤疤的戏文。这样的内容令亳州人很是恼火。曹操的乡亲们多次想将其摧毁，但是，因为刘家财大气粗，在各方努力调和下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

        当然，刘汉治也明白：在曹操的家乡骂曹操的确不合时宜，也有损于弟兄们的感情，只有文化和信仰的融合，才是与亳州人加深理解和建立友谊的基础。每逢这个时候，刘汉治总会说：我为大家讲一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吧！他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起刘备、张飞、关云长在涿郡张飞后庄花开正盛的桃园祭告天地结为异姓兄弟的故事，引起山陕商人和亳州人的共鸣。亳州人说，曹操也是一位任人唯贤、爱才重情之人，徽班《续琵琶》就是赞美曹操始终不忘老朋友的深情厚谊。就这样，亳州人无形之中也接纳了山西的关公文化。

        数百年来，从“大关帝庙”到“山陕会馆”，再到“花戏楼”，尽管进行了多次维修和扩建，名称与功能都发生了嬗变，但是，刘家在南北文化融合中坚守“不忘家乡”的底线始终没有改变，花戏楼中借关羽的忠义大旗与曹操“奸雄”较量的内容始终没有改变。故乡土地的芳香、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让背井离乡的刘家游子魂牵梦萦，而花戏楼回荡的唱腔、激情飞溅的商铺铁花，也始终是刘家人难以割舍的情结。如果说，花戏楼的设计与雕刻，反映出威严的神明、商贾的联谊、世俗的娱乐三种不同文化形式从容自然的相处与融洽，那么，亳州商场风云，又足以反映出商场竞争中刘家的崇高威望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更见证了刘家巨商的聪明才智和不朽功绩。

        1966年，亳州政府派专人来陟椒商谈刘家亳州遗产之事，谁知，不费吹灰之力到手的钱财，刘家后裔却无人站队，谁也不肯空手去接受祖宗靠拼搏创造的财富。再加上因“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办此类事情还存有顾忌，因此，当时的“文革领导组”和大队“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组负责人明确答复亳州来人：“所有房产由亳州政府自行处理。”现在想来，这种大德大善的精神，实在可敬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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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家大院位于陟椒村西清华古商道与南高公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徜徉于古色古香的深宅旧巷，漫步于纯一色青石铺就的大道小路，到处是那么朴实、庄重！那么大气、迷人！比起昔日的情景，的确颇为破旧而失去了当年的书香温雅气息，有的门楣题字和抱柱楹联都已缺失，但是，丝毫没有乔装打扮之嫌。透过真实而失落的沧桑感，仍旧可以寻觅到一个靠奋发拼搏而成为巨商的足迹，寻觅到这颗遗落太行深处的商贾明星厚重而十足的文化底蕴。

        明嘉靖年间，刘汉治和刘汉裔弟兄二人从安徽亳州回老家谈及家里房舍之事，老父亲刘金生说：“咱家人口多房子挤，再修点也未尝不可，只是不必太讲究排场和阔气......”弟兄俩不等父亲说完，急忙说：“您二老受了大半辈子罪，没有享受过一天舒心日子，何况咱家的住房也太不像样子了，要修就要修好些。”

        刘金生，一个沉着稳重的老人，那年58岁。自从两个儿子在亳州做生意走后，家里还有五个儿子，大小四五十口人挤在三个破旧的小院子里。树大分叉，人多分家，眼看孙子也都大了，修房子之事，的确是他的一块心病。如今，两个儿子既然提及修房之事，他当然理解儿子出外闯世界、返乡耀祖宗的一番好意，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刘金生先到武城村请来了远近闻名的老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早就熟知刘金生的为人，他默然片刻说：“刘老当家，您认为哪里合适，肯定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刘金生有点莫名奇妙。风水先生振振有词地说：“什么是风水？《六祖坛经》上说‘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风水就是你给人留下的善行。”“世事有轮回，天理有循环，命运有定数，种什么因，终会结什么果。”

        刘金生指了指村南一块较平坦的地方说：“我想在那里——”风水先生随刘金生来到村南靠山跟前的地方，前后左右看了看说：“左有龙山高耸，右有白虎相抱，背靠绿色屏障，中间龙山戏水，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

        刘老当家果然胸有成竹：东山前建砖窑，西山腰开石场，南山前挖水井。着人远赴阳城后则窑订购砖雕成品、琉璃屋脊等。除在附近请来本地有名的木工、石匠、铁匠、漆匠外，又到泽州府周边“九头十八匠”请来各类高级匠人几十个。

        陟椒及周边村人听说刘家要修新房子，家家户户都要去帮工。男人调泥上房，女人做饭帮厨。夏季暑九天，上梁或盖瓦时，也往往是大秋作物锄追正忙时，帮工者就放弃午休，帮助运砖传瓦，有时遇到来不及躲避的大雨，地里人都会放下手中活计，跑回刘家帮忙。

      建房最紧张时，匠人唯恐石料不足，找到当家人，二当家说，“无可多虑，如急需时，咱可优价买之，以尺绫买尺石如何？”如此慷慨大方，又有谁不肯相助呢？大井村东头一个老石匠准备修房子，刘家当家人请他时说：赵师傅，等我的活儿松了以后，打发几个木匠给你修成便是。当时，刘老当家验料很严格，只要有一点瑕疵的木料、石料，他都要剔出来。他告诉赵师傅，改日派人把这些石头给你拉回扎根基。赵师傅不肯麻烦刘家，每天下工回家时，用肩膀陆陆续续将那些基本无损的“废”石块扛回了家。

      刘家人也感恩众相亲的帮忙。每逢上花梁和封顶时间，都要摆上几十桌酒席，宴请村人来此聚餐。男男女女，觥筹交错，在亲如一家的气氛中，交互着甜甜蜜蜜的幸福，感受着刘家人热情厚道的款待。

      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从刘家祖上当家人刘金生到其嫡孙刘天龙，长达53年时间（道光十五年重修），祖孙三代终于建成占地9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800余平方米的18个大院。为区别于原村中“旧院”，遂取名为“上新院”。

        清康熙48年、乾隆19年，陟椒村两次扩建“三教堂”时，按原设计的大庙大门在舞台下朝南敞开，而这正与刘家大院大门相对。刘家认为，庙门与家门相对有不祥之兆。当时，刘家有钱有势有地位，一口捐了一斗黄金，要求将庙门改为东开。当时的社首、总理、协理也都认为：大门东开，开门见佛。何况大门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日日朝阳，一定会香火兴旺，人畜平安。无论对村人对刘家大院都好，两全其美。”于是，大庙大门改为东开，在庙门外还修建了一个富丽堂皇的照壁。这就是流传已久的刘家“斗金改大门”的佳话。

        明末清初是一个动乱年代，所有人都在战乱中讨生活，在夹缝中求生存，无论是世事风雨飘摇，还是亲历兵匪战乱，都在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了生存，为了有尊严地活下去，刘家人采取“筑堡求存”的自卫措施，企盼在兵荒马乱中从容恬淡地生活。

        刘家大院坐南朝北，是九宫八卦型城堡式院落。18个院子周围院墙高达20米以上，墙皮厚度约80厘米，后墙靠山的地方设置了密集的铁丝网。东西各九院，外面仅有的一个大门直通19道院门；而转一圈楼房，需跨52道门槛。同时，院与院相通，门与门相对，无论从哪个院哪个门开始，无须回头便可将整个大宅院串通一遍，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德厚斋》里有一副对联：“王屋峰高水色山光开画本，蓬庐春早鸟啼龙笑尽文章”。是运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将刘家大院的美丽景色描写得有声有色。刘家大院皆为两层式四合院建筑，四大四小，四梁八柱，整齐，对称，肃穆，庄重。大多为一进院和两进院的18个院子一座紧挨一座，仿佛一条躺卧于南山前的长龙，恢弘庞大，颇有气派。院落里外皆为青石铺就，雕琢纹理清晰，铺砌严密合缝。楼栏和窗棂的木制雕花、石雕、砖雕均精雕细刻，或以鱼虫鸟兽，或以祖训古语，既美观动人，又具有浓郁醇厚的人文气息，令人叹为观止。

      刘家大院每一居所都有一个含义深刻、发人深省的名字，每一块牌匾都体现出其“以德为重，与人为善”的治家理念。“守乾畅”和“敦素居”被称为棋盘院，中间以垂花门楼相隔，仿佛“楚河汉界”一般。“敦素居”告诫后人要敦厚朴实。“守乾畅”意为坚守善心，保持良好心态。砖雕垂柱的照壁上，除雕刻有花鸟鱼虫图案外，两旁对联是:“心田种德心常泰，福地安居福自多。”院落中间过门的出檐木雕垂花柱上面写着“聿修厥德”，即做人要重德行有修养。“守乾畅”与“敦素居”中间门楣刻着“其旌元吉”，意为大吉大利。

      刘家总共70余口人，除在亳州经商的儿子两家外，家里还有大小56口，再加上匠工、使役、侍女等。所有院落分别用于生产、生活、学习、娱乐等多个方面。中院和上院为主院，父母当家住“敦素居”，下院老大妻儿住“守乾畅”，还有警戒德行操守的“德厚斋 ”（意为敦厚、诚信、善良），看病抓药的“挹之居”（药铺院），饲养牲畜、赶车、支配人员的“御宅”，安全看护人员的“安泰”（安定祥和），手工艺人住宿和工作的“艺缮居”，供子弟读书的“书香第”，姑娘居住的“绣楼”（十三岁女子便入绣楼读书、抚琴、刺绣，丫鬟服伺）。还有专炼银两的“炉上院”，供男儿健身、练武的“练武馆”，院子后面还有赏花、休闲的“西花园”、“东花园”......

        平日里，大院里的一亭一阁一草一木，似乎没有时间声响，有的只是世俗温热无虞的一个个侧影，而每逢节日喜庆，就自然显示出大气丰盛的排场。那一天，刘家少爷小姐小厮们就在这些精美绝伦的地方吃喝玩乐，在这里哭，在这里笑，在这个宽敞的深院里伤春悲秋，无忧无虑地雪天釆梅，秋日赏荷，夏夜撕扇，春日逐蝶......

        诺大的家族，人多事多，也不乏难事怪事，而刘家之家道严谨，日常料理井井有条，忙而不乱。老家长刘京生是个表面威严、心肠绵软的老人，对于家庭事务的管理，丝毫不肯放松。据梁谷坨祖坟出土史料可知，刘家人丁兴旺，墓室有一夫六妻之墓，下有七子持家。大院有一副对联：“处世戒繁华，人尚□家尚操， □此□屋数椽，出入作息，祗觉吾庐可爱；持家宜勤俭，准平古酌平今，更以祖训为式，上行下效，总斯□德毋湮。”落款为“为刘七兄赠”。这是贤人对七子的表扬，也是刘家历来的为人之道。每个儿子各分担一份工作，且要恪尽职守：分管账房要求做到精打细算；采纳管理商铺、银楼、作坊（加工铁器和银器）以及采购和分配生活用品；“医药”管理收购药材和经销药店；“耕田”管理刘家租出去的60多亩土地。五个妻子中，选有精明能干的女子主管内务。另有一个儿子任“‘挹之居’管事”，分管接待。刘家常有贵宾所至，若是明贤乡绅，来人多邀老家长在“守乾畅”客厅接待，而在“挹之居”接待的多是求助的民众。“管事”根据规定给予一定的资助。所有人员都必须恪守祖训：诚实守信，勤俭持家.违者则跪守祖宗灵位三天。

        每年正月初一、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有四次祭祀活动，除清明上祖坟祭祀外，其余在“德厚斋”祠堂祭祀。每次祭祀都要宣读祖训，家人必须牢记。其他如老家长知天命、花甲、古稀等寿辰日都是非常隆重的，除家人全部到齐外，亲朋好友都来祝寿，并请大戏助兴。每次祭祀完毕，一大家子人才有了热闹的理由。老沉稳重的老当家，携着烟锅儿“巴嗒巴嗒”一股劲儿抽着旱烟；说话带笑的老夫人围在当心，银发压鬓，用兰花指拈住溜光水滑的手帕子，轻轻拭着笑出来沾在脸颊的眼泪，笑声爽脆地飘荡在雕柱画栋间；夫人们礼貌性地抿唇陪笑，眼里是挡不住的得意与贵气，宽大的绣花袖子里伸出纤手，捏住一枚葡萄放在嘴边，欲吃不吃；妥贴周到的丫鬟，笑嘻嘻的奶妈，不知疲倦的长工......或聚堆儿，或窃窃细语，一杯杯酒，一壶壶茶，在朗朗的笑谈中展示着刘家大院最美的景致。

        刘家重德守善惠及四邻五里。大院数十年如一日地“设义仓，办义学”。凡遇天灾人祸而难以为继的人家，可以到大院领取渡难粮食；村里凡愿意上学的孩子，免费在刘家“书香第”上冬学或春学。悠扬的古琴声、朗朗的读书声，始终是飘荡在古村上空最美妙的乐曲，也让多少路人迷而驻足。如遇风雨难行或者行人摸黑，刘家人会热情地请进休息或住宿。在走南闯北的行人眼里，刘家大院是路人乐于落脚的地方，是远行者心灵的归宿。

      岁月更替，四季轮回。历经300余年风风雨雨，刘家大院仍旧不失其真实而厚重的文化底蕴。如果说清华古道像一棵粗壮有力的大树，陟椒古村是大树上枝繁叶茂的树冠，那么，刘家大院则是树冠上那颗闪闪发光的明珠。那象征刘家人质朴和真诚品格的宏伟建筑，在复古兴庙中足以独占鳌头：它是古代工匠的精湛手艺与主持修建者的慎密思路密切结合的典范，是封建礼制与民间工艺巧妙结合的楷模，是儒商文化与乡村民居文化有机结合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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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在古村由西到东的明清古街上，两边四合院、门楼、影壁、砖雕等古代建筑随处可见，除充满故事内涵的刘家大院外，还有古院40余个，历史建筑规模达23500平方米。这些渗透明清建筑元素的古代遗迹，温婉而真切地向人们诉说着古村数百年沧桑岁月，传承着一卷卷优秀的传统文化史，也饱含着对刘家先人深深的眷恋和感恩。

        明武宗正德年间，陟椒村天灾降临，先是两年大旱，庄稼颗粒不收，村民逃荒在外者十有五六，后又遇瘟疫侵袭，不多日，死者上百，绝户数十。这可急坏了刘老家长刘弘。无论是互援补救，还是请名医邀巫婆消祸免灾，都无济于事。待瘟疫过去，年成平稳，户仅剩百余，人只有数百。明世宗嘉靖登位后，年景丰盛，老家长刘弘思忖前事，不知其因，便远赴河南中岳庙请一高僧来村献计。高僧观后说：“此村风水极佳，环境甚优。但人为事理不足，天地阴阳轮转，则凡事物皆有茂有咎，此地茂时世平稳，咎时无佑即灾重。”老家长刘弘接受了高僧建神庙的建议，决定修建“敬神院”敬神祈福。

        “敬神院”选址定于村东龙山上，并即刻动工整基。当将龙山顶整平，准备进料时，龙山于次日却突然松树满山，人们甚为惊奇。只见齐巍巍长出十八棵松树。高僧看后说：“此地乃天神十八罗汉圣地也。”“敬神院”选址遂改为北岭上，后来龙山被称为“神树岭”。

        明嘉靖15年，各地兴起修庙建观热，受当时“三教合一”信仰的影响，陟椒村四方老舍在一起商议，顺应潮流，将儒、佛、道三教始祖（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同祀于一庙堂中，在康熙、乾隆年代两次重修时，将“敬神院”扩建为全新的“三教堂”。因当时流行于佛教，所以将释迦牟尼安放在正中，孔子、老子分坐左右。后人戏称为“三家合署办公”。庙成开光后，求神者络绎不绝，常年香火不断。

        安神安民心，建庙建吉祥。此后百十年间，陟椒村风调雨顺，民心向善，虽时有灾难发生，但亦能将就度日。刘家大院的生意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除安徽亳州商铺外，在晋城黄花街又买断了半条街，顾客盈门，富甲一方，于是，刘家当家人便大发善心，倾其所能，带头捐资修庙，村南建有奶奶殿，下沟建有文昌阁，神树岭建有龙王庙，村东建有黑虎庙，村西建有山神庙......从此，村周皆有纳祥吸福之地，家家均有保佑平安之神。也许是心诚则灵的缘故，陟椒村可谓风水足，民心安，世事平和。“三教堂”更是村民的主心骨，成为古村向外炫耀的资本。自乾隆40年至道光元年，历经70多年，刘家十几代人拿出黄金白银多次对“三教堂”进行改建、扩建，维修，为后世留下了千古流芳的历史杰作。

        据“清道光十一年记事碑”记载，明嘉靖十五年，刘家大院的两位当家人刘福厚、刘惇五作为工程总理，对“三教堂”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修茸。如今，高高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三教堂”，无论是砖雕、木雕、石雕件件精彩，样样夺目，各种浮雕、浅雕、镂雕、透雕，精美绝伦，巧夺天工，花卉鸟兽活灵活现，人物故事惟妙惟肖，尤其是整个木调结构运用力学和美学的和谐组合，使木雕工艺达到了艺术的巅峰，充分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被古建研究专家誉为“我国古代术雕艺术之精品”。

        三百多年来，“三教堂”不仅是陟椒村人祭祀祈福的场所，是村民盼望年丰物阜的希望所在，也是传承敬天爱民思想、信仰与精神的寄托之所。同时，“三教堂”还承载了文化和娱乐的功能，成为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据老人们回忆，古代村人祭祀龙王、祈雨节等活动都在“三教堂”。农历“二月二”，正值“惊蛰”前后，万象复苏，天降吉祥，人们除在大庙祭祀外，还要到神树岭、龙王庙焚香上供祭祀，祈求龙神兴云布雨，润泽普洽。祈雨节更为隆重，周围社邻在此齐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香烟缭绕，箫管相迎，气派不凡！

        最热闹的是每年正月十五闹红火。元宵节那三天，周围村庄都要来此耍“故事”：跑旱船、扭秧歌、跑马、耍龙狮、舞灯、推小车等。古老的上党梆子每年定时在“三教堂”上空悠扬回荡。如今，古老戏台仍可显露出当年的熠熠风采。

        据《亳州志》记，公元1925年，东陵大盗孙殿英为了筹措“剿匪”资金，闯入亳州，捉住时任山陕商会会长刘初庭，要他号召所有商会会员交出银两犒劳国军。刘初庭严词拒绝：“像你们这些强盗，作恶太甚！”敌人将刘初庭五花大绑，严刑毒打，刘初庭宁死不答应，最后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敌人在亳州城枪杀十八昼夜，工厂、作坊、店铺被抢劫一空。最后还绑架走刘家以及400余名商人“肉票”。刘家在那里做生意的刘银钟、刘忽忽、刘双双等几个后生在好心人掩护下，才幸免于难跑回陟椒老家。

        沧桑岁月如流水般过去了，历经战火洗礼和时代变迁的陟椒古村，已是物是人非，但在岁月的雕琢下显得更加古朴而内敛。如今人们已经过上了幸福安定的日子，但是，刘家后人依然恪守祖训，守护着古村的过去，也展望着古村的未來。我们相信，一个雅致山水与绝美古迹相衬托，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明相交织，恬静闲适与繁华恢宏相融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将会更加扬名于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