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Sir

01.

2013年，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通过微博发布一篇长达5000多字的辞职公开声明。

信中大致讲述了辞职的缘由：

应邀参加的学术讲座，本该是件正常不过的事，却屡次遭受校方莫名的阻扰；

卑劣到不由分说地被吊销港澳通行证；

多方沟通，未果；

深谙，长此以往，自己的道路将越走越窄，进行教学的探索与交流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百般无奈之下，遂递上辞呈，不怨天不尤人。

在谌教授的事件里，错不在他，也不在学校，错在一个不愿被体制化的人在体制下寻求自我的独立。

谌教授在信中坦白自己是个担心被体制化的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反体制的人。

甭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在那里，支配着你的全部生活，却又看不见摸不着，有什么好反抗能反抗的？

这，就是体制！

全文中，最让人心疼的是谌教授在信中最后一段写到：

辞职后的日子很艰难，在体制内那么多年，我深深怀疑自己能否还有独自谋生的能力。而今临近不惑，却要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寻找新的去处。

02.

文\高Sir

述说整个经过，高Sir始终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

算一算，自己从医院离职刚好100天。

相比谌教授，我的离职渺小到不值得一提。

在三甲医院工作，虽算不上是体制内的在编人员，但，至始至终都有一个身份属于自己，就是“聘用制”

这也是，很多企事业单位的一种人员编制办法。

高sir不从事人社工作，解释不清楚这背后的逻辑。

但是，对这曾经拥有过七年的“身份”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感触颇多的一点，就是“被体制化”

改革春风吹满地的今天，我根本就不渴望能在一个地方旱涝保收，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对于是什么身份，其实并不是特别关注。

在医院的日子，忙碌，充实，那是我成长的地方，留有很多回忆的地方。

是际遇出了什么问题吗？没有

是思想上有什么波动吗？也没有

但是，就是这种安全感，让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这种恐惧，在我去新单位就职的第一天，就印证了。

在我手机的备忘录里记录着这些“裸辞随感”：

来诊所的第一天，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格格不入，不习惯的上班时间，不习惯的器械…

曾经踌躇满志，在门可罗雀的时光和回天乏力的无奈下，显得既清晰又苍白…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禁自问： 怎么样？到底是你牛逼还是平台牛逼。

那些曾经在体制内不是问题的问题，到这，都会让你有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感觉。

在这100天之中，我只能慢慢学着去平衡和思考，最后，反而有种侥幸般的轻松。

一个大教授，临近不惑之年，却要像个大学生那样，寻找新的去处。

还好，我的决定，对我而言，是一种恰逢其时的改变。

所有不愿被体制化的人，看起来都像是反体制的家伙，这一刻，我就有同样的感觉。

我绝对没有煽动情绪的意图，高Sir身边最多的朋友，都是正儿八经体制内的人。

我想说的是，体制，这条路，走下去并不一定就是失败，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功成名就，名利双收。

只是，这条路，未必适合所有人。

有的人本该披荆斩棘，驰聘沙场，而现实中，却隐匿山寺，敲钟诵经。

有的人本该穿上舞鞋，舞步飞扬，而现实中，却在楼宇间，无尽穿梭…

03.

老布鲁斯

你是否记得，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个被围墙体制化长达50年的老布鲁斯，这个可怜的老头，在他得知自己获得假释许可的刹那，犹如灭顶之灾。

为此，他宁可拿着尖刀抵着狱友的脖子，为的就是希望能够摆脱被假释的命运。

可现实，并非如此。

点睛之处在于，布鲁斯西装笔挺的走出这囚禁50年的高墙，四处张望；坐在公共汽车上，一双苍老的手，紧紧握住座椅，眼色中充满这警惕与不安。

映衬了一句话：活在约束的世界里太久，自由的世界反而有些不习惯。

老布鲁斯的可悲，就像瑞德说的那样：他不愿出去，在这里他是有身份的，有教养的，外面的世界，从来就不属于他。

相比，那位年轻的Banker安迪，在监狱里的日子里，每一天都不放弃追求正确的价值和方式。

想尽办法，摆脱一切被体制化的可能。

为狱友挣取一瓶冰镇的啤酒；

周而复始地向议会提议图书馆的建立；

安迪很清楚，肉身被禁锢在这高高的围墙里，可生活和理想不能就此泯灭。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证明自己能够活出他想要的那个样子，而不是活在一种体制之下。

正如瑞德对安迪说的：这些围墙很有趣，开始，你恨它们；接着，你适应了它们；时间久了，你开始离不开它们，那就是被体制化了。

 

04.

讲了这么多，只想共勉一点。

如果你不想被体制化，离开，并不意味着就是个好办法，但是，你必须要有更新认知的毅力，摆脱依赖的勇气，以及规划目标的前瞻性。

以免，生活打得你措手不及，让你毫无招架之力。

就像温水煮青蛙，水温刚好，怡然自得，根本不想跳离；可是，薪火正旺，水早晚会沸腾的。

最令人发指的，就是那种一面顶着体制的光环，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一面却在那叨逼体制如何如何不好。

诸如此类，你且看他…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