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老师的家就在马路对面,由于大连的疫情,三胖决定还是不登门拜访了,她和老师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约在马路边见一面。
在约定的地方等了好一阵子,阳光慢慢挪到了脚边,老师的身影终于出现了。她高高的个子,头发花白,步伐缓慢……三胖连忙迎上去,俩人拉住手,寒暄了几句,三胖伏在老师的肩头抽泣起来。
初中二年级,三胖举家北迁,她先行一步回到大连。待了没多久,她就出现了吃喝不适的症状,以面食为主、缺麻少辣的北方饮食令她百般不爽。环境陌生也就罢了,好吃的竟然也都没了,三胖备受打击,整日以泪洗面。
吕老师是三胖的班主任,同她的父母又是山东老乡,知道三胖的现状后,老师买了两袋子大米,一麻袋辣椒,随着回迁时装载家什的集装箱运到了大连,呈现在三胖面前。
这件事情,我听三胖讲了很多遍,那两袋贵阳的大米,那一麻袋贵阳的辣椒,给了她多么深的慰藉,讲了很多遍也还是描述不清。
面前的老师已经年逾古稀,她说,让你们久等了,我这两条腿越来越不好用,下楼梯都要老半天……三胖懊悔不已,她没想到老师患有腿疾,她决定送老师回家,也不管疫情不疫情的了。
她们牵着手走在树荫下,走在店铺前,牵着手穿过马路,左拐到楼下,进了二单元。
慢慢上到五楼,老师摸出钥匙,拧开锁,推开房门,里面是个有些昏暗的小厅,师叔正端着一碗挂面吃早餐,桌子上有两个罐头瓶晾着白开水,还搁着一两碟小菜。师叔看见我们,迟缓地笑了笑,有些含混地说欢迎欢迎。
三胖和老师聊天的时候,我打量老师的家,两居室的房子,屋子里的物件都是陈旧的、褪色的,像是和主人一样上了年纪。
旁边的房间挺凌乱,堆放着不少杂物,书柜却很显眼,里面的书籍挨挨挤挤,纸页泛黄,有的书脊已经残破不堪,若是一卷在手,想必会闻到它散发出的霉味儿。
眼前的方桌蒙着塑料布,搁着报纸、一把粘着胶布的竹扇、一沓水电费单据,还有一个大概是七十年代的日记本。绿色的塑料封皮绘有远山、大桥和一簇粉色的梅花,不知道本子里记录着什么,它已经快被翻烂了。
老师聊起有些糊涂的老伴儿,也说到在上海读研究生的外孙女,提起下楼买菜的不便,又笑侃和我们一般年纪时,能干得很,一阵功夫就给屋子里的水泥地面刷上了油漆……梧桐树叶筛进的光影在窗台上明暗闪烁,岁月仿佛安静,喜悦和忧伤在深处缓慢流淌。
起身告辞,老师有些不安。她说,水都没给你们喝一口。又说,家里有桃子,你们洗两个带着。
三胖去洗桃子,水槽的外壁和地面一样刷过漆,只是剥落无几。师叔刚在木质脸盆架前洗过手,毛巾泡在搪瓷盆里,还没来得及拧干晾上。见我们要走,他身体微微佝偻地站在饭桌旁,口中嗫嚅到,再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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