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十三邀》里，许知远对话李诞。李诞作为佛系青年的代言人，口头禅永远是“人间不值得”，对于许知远这样的知识分子对这个时代所怀抱的忧虑，李诞觉得不能理解，相反，他积极地拥抱这个时代：
【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我就得赶紧地运行起来呗。我就别嘚瑟了，我就加入大家一起运行。世界没有错，我没有说它错了。】
而许知远则不能理解，这一代人，为什么这么容易“被规训”。
但实话实说，中国的读书人容易“被规训”，仅仅是这一代的事情吗？
我最近在看刘斯奋先生的《白门柳》，讲述的便是明末知识分子的情状。在我看来：中国的读书人，从来都是“被规训“的。
余世存先生曾经谈到过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认为四年一度的重新选举，其实就是社会的一次巨变和断裂，在重新整合的过程中，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安排社会生活，为社会的运行注入新的活力。
《白门柳》讲述的时代，就是一个巨变和断裂的时代：崇祯末年，北方的清朝军队虎视眈眈，而明朝内部也面临着李闯等农民起义的侵蚀，内忧外患，岌岌可危。
以东林党为首的复社成员，情怀激荡，以中兴大明为己任，积极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他们开始积极地进言：复社四公子之一冒辟疆拜访南京兵部尚书，当被问到如此时局，应该有什么举措，才能振兴大明。这位公子哥慷慨激昂地大谈起“正风俗，严纲纪“等等大话。
他们积极地与朝中的小人作斗争，小人的代表之一，就是阉党的余孽阮大铖，东林党用尽一切方法去恶心他、嘲讽他，写对联嘲讽他，编排戏曲来取笑他，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朝廷“亲君子，远小人”，就一定会朝政日上，大明中兴。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的良好运行之法古已有之，只要能把古老的风俗正过来，严守应有的纲纪，和君子小人之防，那么一切就会水到渠成。
与美国人在断裂中重新洗牌，重新决定社会的运行方式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相信回归到旧有的价值体系中，才是一个巨变的社会重新归于稳定与中兴的唯一道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丛书中有一句话，叫：想象另一种可能。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拒绝想象的，对他们来说，古圣先贤早已将一个良好社会的建成方案写好，“半部论语治天下”，不用去想象新的可能。
张宏杰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将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风骨与气节，写得入木三分，但刘瑜在后记中问到：成圣又如何？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几达内圣外王的境界，可也挽留不住大清朝一泻千里的颓势。刘瑜引用了一句西方的言语：Think outside the box。翻译过来，叫“跳出盒子去思考”，曾的局限性就是他早已将自己牢牢限制在儒家教诲的大盒子中，从未曾跳出这个盒子，去“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
与我们这些早已被圣贤教诲“规训”，无力去重新想象理想社会的模样的知识分子不同，我想起了两个人，法王路易十六说过，是这两个人发动了法国大革命，那就是卢梭和伏尔泰——是他们对一个理想社会的畅想，和对现行体制的反思，启蒙了一代人，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相比之下，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太听话了一点？在封建时代，他们只会按照圣贤教诲来思考，在极权时代，他们被意识形态带着走，而在今天这个市场化的时代，他们则变得或功利或犬儒，甚或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刘斯奋先生的著作中，还看得到中国式知识分子的某种虚伪性，他们一方面是抱持着古老的圣贤教诲，看似坚持原则，但又容易因为各种实际的利益而放弃原则，蝇营狗苟。
比如书中一开始，便是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之一钱谦益，为了能够上位，巴结当朝首辅周延儒，试图利用自己在复社中的影响力，让东林党停止对阮大铖的攻击。可他又知道，在君子小人不两立的原则下，如果他亲自出面，就会遭到复社诸生的鄙夷，但又舍不得权位，所以只好想办法逼他人替自己出面。
再比如，前文提到的复社公子冒辟疆，一方面呐喊着人人都应该为国尽忠，却又一方面四处奔走，想办法将自己的父亲从前线调回；一方面鄙夷八股这种僵化死板的敲门砖式的文体，但科举将近，还是躲在房中苦念八股，并且还走了史可法的后门。
抱持着古老的经验教训，无力去独立思考人生的多样可能，却又实用功利、蝇营狗苟、善于变通。这是几千年来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
知识分子如此，常人更毋庸赘言。
在中国有多少公司，标榜着各种亮丽光鲜的企业文化口号，私底下却是让员工蝇营狗苟，无论多么下作的行为，都能说成是为了理想拼搏？
我去年年底回家，曾经问过一个早婚的朋友：你干嘛现在结婚？
而对方的回答是：到年龄了嘛，大家到这个年龄都应该结婚。
还是这位朋友，在经济能力还不能保证的情况下，买了一辆不错的车，前几周刚生了一个孩子。
问起来，他还是告诉我：车子好啊，人人都要买车，都应该买房，到了年龄就应该生孩子。
我自然无意去反对一个人结婚、买车、生孩子，只是，除了“年龄到了”“人人都是这样”之类的理由之外，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是否应该有些更独立的思考？不仅仅是因为别人告诉你年龄到了要结婚生子，或者人家说车好房好便随之趋之若鹜。
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段奕宏扮演的龙文章说：中国鬼死于漫不经心和听天由命。
我们是否对自己的生命太漫不经心、太听天由命，任由命运与社会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却不愿意主动地思考生命的意义。
龙文章说：中国人的问题是，太爱安逸。
遵守前人的规训，遵循前人的经验，不用去独立思考，不用困惑，不用去开辟生命新的可能，固然安逸，但几千年安逸下来，又带来多少进步？更多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相似的王朝借尸还魂般地不断轮回，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漫不经心听天由命的中国鬼，循着老路蝇营狗苟。
当然，我并不反对李诞式的人生观，毕竟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归根到底都是一件私人的事，谁也不能置喙。只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时候，除了积极投身进去之外，是否应该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去跳出现有社会价值观念的“盒子”，去仰望星空想象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
被社会的要求推着往前走，满足这个要求，固然可以安逸，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奖励，但尝试着把生命的自主权抓在自己的手里，独立地思考与安排自己的生命，也许你能看到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一种更能让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一种让生活更有意义的生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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