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笔记中，记录了儒家、法家和道家在思想层面的差异。儒家和法家都是积极的“入世者”，只是政治方法不同而已。前者希望用“仁义礼智信”的贵族精神来治国，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法术势厚黑学大师”。而道家则选择“出世”，认为社会可以自我调整，没有必要强加干涉。
这三种态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很容易掉到“出世者不思进取”或者“法家就是暴政的始作俑者”或者“儒家代表仁义道德”等等的单一认知陷阱中，切忌非零即一的看待他们。
这篇笔记，正是记录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的主流思想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1. 周秦之变的“法家逻辑”
周秦之变，发生于战国时期。在上篇笔记中已经提到，战国时期的战争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战争不再为了维护礼仪传统，不再是贵族的游戏，而是关乎国与国之间的生死存亡。因此，动员能力和战争力量是每个国家王侯将相最为看重的东西。哪种治国理念能够提升战争能力，它在政治上就能得到更多支持。
之前已经总结过法家逻辑的本质：对外施行军国主义，对内施行严刑峻法。控制人民，打压贵族，侵略外国，反哺自身。
按照法家的这套逻辑，子民的血统出身不重要，你是贵族也好，还是平民也罢，都是根据在战场上拎回的人头论功行赏。这样广大的平民就有了上升的通道，人民不惧怕战争，反而视战争为飞黄腾达的机遇，这种激励作用是非常疯狂的，天下风气也迅速发生了变化。
公元前400年，李悝最先在魏国进行变法，也让地理位置并不占优的魏国成为当时的顶级强国。而更为有名的商鞅变法，则发生在公元前350年-公元前360年左右，“废井田、开阡陌、郡县制，奖励耕织、奖励战斗、实行连坐……”等措施，让秦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
那个战乱的黑暗时代，不按照法家的逻辑，生存都是问题。因此各国纷纷变法，军国主义并不是贬义词，而是普遍认同。
不得不说，秦国的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坐拥函谷，俯视山东。在不作不昏的情况下，最终统一了天下。
战国七雄
然而，秦国统一天下，法家逻辑却走到了尽头。
2. 秦汉之交的帝国思想变化
为什么秦国一统天下后，法家逻辑就走到尽头了呢？
我们反复强调法家的逻辑本质：通过侵略外国、打压贵族和控制平民来增强国家的战争能力，实现“霸道”。“霸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一统，而天下一统，战争结束，自然也让法家逻辑失去了生存土壤。由于贵族早已失去风采，法家的政治逻辑中就只剩控制平民了。这里说的控制，换个词语就是压迫，高度压迫。
于是，我们都知道秦帝国发生了什么。公元前209年，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鼓舞下，陈胜吴广起义。秦帝国也摇摇欲坠，公元前207年，子婴向刘邦投降，秦历二世而亡。
陈胜吴广起义
秦帝国覆灭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楚汉争霸的阶段。
一开始，项羽是占优的，但项羽是一个情怀主义者，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恢复了分封制度，他希望回到天下共主的时代，当然自己就是那个主。然而天下一旦分封，法家的逻辑立刻生效，天下再次打乱，而被分封在秦地的刘邦，最终赢得了天下。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从西周的时候，封建制度可以存活很多年；而到了楚汉争霸的阶段，分封割据却很难存活？历史的关节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为什么？
我的理解不一定完全正确：社会的思想变迁是有很大惯性的，变化缓慢，一旦变化却难以扭转。西周之初，虽然周王是天下之王，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还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欲望是有限的。然而，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人们看到了更大的天地，一统天下的欲望已经不可能熄灭。也正是因此，法家才有用武之地。因此，即使项羽愿意衣锦还乡，同虞姬卿卿我我，其他人可不见得这么想，尤其刚刚经历了秦帝国的大一统。
因此，项羽败在看错了大势。
项羽虞姬
于是，秦汉之交终于看清了一个事实：可以用法家的逻辑征服天下，但不能用法家的逻辑治理天下。
刘邦建立的新的汉帝国，必须尽快找到新的思想逻辑来治理天下。刘邦选择的是道家。
和嬴政不同，刘邦一介平民出身，依靠将张良、萧何、韩信、英布等大批文武精英的有效整合夺取了天下。刘邦和这些人是合伙人的关系，他只是创始人而以，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来钳制这批创业大佬。因此，刘邦不得不暂时容忍，并将天下三分之二分封出去，这个时候的汉帝国的主流思想是道家的无为而治。通过“无为”，刘邦度过了帝国创立初期严峻的风险考验。
但要注意，刘邦不是项羽，他清楚项羽的失败源于对大势判断的失误。他知道历史的火车已经越过了封建的站点。他选择分封，选择无为，都是表面的忍让。在后台，刘邦其实是在积极的继承秦朝的制度。
比如，商鞅曾有法令，如果一家当中有两个成年男丁却不分家，则这家的赋税加倍；秦国也曾规定农村里面必须是杂姓的村子，不许同性聚居。这些法令在汉代都被继承下来。
这些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散沙化，打破大宗族在底层社会的组织结构。一方面户数增多，便于政府掌握更大的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大宗族被打散，底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成本就便高，有利于政府统治的稳定。
因此，刘邦的“无为而治”，本质上是为了“积极进取”做掩护。刘邦也知道若要有所作为，必须摆脱创业大佬的束缚。因此他听取张良的意见，继续将国都定在咸阳，而非洛阳，也正是为了“削藩”做好战略准备。
刘邦花了8年时间，干了不少厚黑事情：
- 干翻韩信、英布、彭越等当年的创业伙伴，将他们的封地转给刘氏宗亲。
- 同姓王同样不可信，同姓王造反的目的可就不仅仅为了割据了，而是要称帝。因此刘邦保留了很多没有封地的开国重臣，一方面用这些人对付北方的匈奴，一方面则用来平衡同姓王爷们。
- 这些开国重臣也不能不防，需要同姓王爷们来制衡。
- ……
刘邦精心布局，寻求的就是力量均衡。看似采纳道家的无为而治，其实为审时度势，居间操控平衡。
而刘邦死后，同姓王爷果然造反，而正是重臣的制衡，平息了叛乱，维护了帝国的统一。而经过文帝、景帝几代的不懈努力，到武帝登基之时，同姓王爷的封地已经逐渐削减为郡县大小规模，而汉初的重臣也已老去，皇帝也终于不再需要两种力量的相互制衡。
汉帝国的政治架构终于从建国初期的分封回归到大一统。而此时，帝国思想又要面临再一次的转型。
刘邦
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开始主导中华文明
从汉高祖刘邦，到中国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治理，到汉武帝刘彻登基时，帝国已经有了相当的资本，政治稳定，经济复苏，人口膨胀。而汉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对内对外重整了帝国秩序。这样拥有很大作为的皇帝，自然也看不上祖上遗留下来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体系。他需要新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以便论证自己各种行为的正当性。
汉武帝时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开创了汉武盛世的局面。另有开辟丝绸之路，在轮台、渠犁屯田等创举，并置使者校尉，建立年号、颁布太初历、兴太学，影响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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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汉武帝要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下功夫呢？因为汉武帝要“有所为”，就必须要有效率，效率就要以高度的专制为前提，比如穷兵黩武这种对经济生产和社会民生有巨大影响的事情，民间社会有事没事抨击抨击，官僚机构再来点非暴力不合作，最终的执行效率是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因此皇帝需要一种武器，让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皇帝的统治秩序。
能够促使整个社会引起共鸣的，唯有思想和意识形态这个层面。时至今日，政府仍把如何在思想上控制人们朝着希望的方向前进作为重中之重的措施。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诸子百家，归根结底就是三种态度，归结到儒家、法家和道家三个体系中。道家逻辑已经不合时宜，法家逻辑带来的后果还历历在目，剩下可选的，也只有抱有积极“出世”态度的儒家了。
儒家的思想内核，正是体现贵族精神和道德高峰的“仁义礼智信”。更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人们在内心时刻谨记秩序和纲常，父父子子，家国天下。君王要有父亲的样子，要心怀天下；而臣子要尽忠职守，尊师重道。这种思想体系正是汉武帝喜欢的，于是皇帝和儒生达成了一致，帝国推崇儒家思想，而儒生要掌握思想的解释权，借此来获得权力，对皇帝形成制衡。当然，这种制衡已经很难达到当年封建贵族那种程度，但聊胜于无。
于是，中国两千年的思想形态也基本定型了，就是儒生解读天意，皇帝不能随意违背儒家的教导行事；儒生为君主划定了行动边界，而皇帝则在这个边界之内进行专制统治，行使着法家逻辑。对帝国来说，治理效率和安抚民心的口径达成了平衡。而这种平衡，则促成了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寿的大一统朝代。
汉武帝刘彻
从春秋战国的变法，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再到汉高祖刘邦开创西汉，最后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历史走过了五百年的时光，官方思想也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型过程，让中国从制度和思想上获得了稳定，走向了大一统。
而也正是大一统的观念，造就了更为错综复杂的相互塑造的中国历史。在后面将继续跟随施展老师的《中国史纲》进行学习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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