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我的家乡是水乡,可我不大会游泳,也不太会划船,钓鱼钓虾也是外行。妈妈手把手教我打绳结,我学不会,边上看的二弟倒学会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肯定是个没出息的人。
我不太爱动,没事儿爱发呆。人家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广东人下南洋,我可没这胆。所以,我不是个闯世界的人,我不能决定我的命运,我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
从出生到初中,我几乎都是在本镇度过的。唯一的远行是回大冶老家——我在那里长到三岁,吃太婆给我煎的焦黄的玉米饼,和黑皮叔拖着四个轱辘的车在大樟树下游戏,说着满口的大冶话,到处喊:“冬竹(妈妈)被拖拉机拖走喽”!
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四年,我在塘埠小学念书。那个小山包上的小学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里有外号“猪八戒”的汪校长、会“擀面”的黄光根老师,还有,曾经长期占据班上头名的黄琴同学。可惜的是,学校荒废已久,人是物非,片瓦不存。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我就读洪桥高小。校园种青菜,门口有小河,偶然还会逃课去看电视,毕业时学校还请吃大餐——我第一次吃到加了白糖的西红柿,感觉很幸福。
从十二岁到十八岁,我一直在太子镇初中,念高中,说起来实在丢人。期间,和同学去过一次蕲州,算是出了县,从江南到了江北:和张名誉教授一起吃烧糊的剩饭,参观李时珍博物馆,看李时珍墓,晚上还去江边看灯塔,看江边纳凉的长腿美女——只敢偷偷看看,她们年龄都比我们大着呢。
一九九一年,快十八岁了,高考。政治只考了59分——到现在我都怀疑老师改错分。刘道文老师第一天说我可以上第一批,第二天说我可以上第二批,第三天说:“唉,吕斌,恐怕只能上师专”——于是,我上了咸宁师专。雷老师介绍,说英语系女孩子多。我听了很开心,坚决报了英语系,糊里糊涂念了三年英语。结果,三年过去,女同学啥的,都和我没关系——我年龄小,她们都把我当弟弟。
毕业时,广东惠东和浙江萧山二选一,我认真考虑了很久,终于选择了惠东,因为百强县排名第六,靠深圳、临香港。24年之后,过杭州,抵萧山,见到萧山国际机场,我终于被自己蠢哭了。
说回来,惠东14年也不是一无所获,我认识了一帮好朋友,遇到了很多好学生,最重要的是,居然还骗到了一个女同事——后来她成了我妻子,于是我有了老丈人、丈母娘,他们很爱我。我还有叔叔婶婶、姑姑姑丈、堂哥堂姐、堂弟堂妹,当然还有若干小姨子,一个小舅子。
二零零零年,晚意出生。刚生下来的时候,医院匆忙看了一眼,说:“好难看”。护士说:“不是很漂亮吗?怎么会难看?”事实证明,护士的眼光比我强,确实挺漂亮的,就是懒了点,犟了点,任性使气,真真的冤家。
我在武汉呆了三年,因为读研。幸运的是,我跟的是李忠云老师,他的领导风范和人格魅力,他对我的细心教导,我毕生难忘。幸运的是,我读的是华中农业大学,这是一所名实不符的学校——名字不好,实力一流,真正的“低调奢华”。我想起了我的博园红屋,想起我的人文楼519室,想起我日夜苦读的图书馆,想起我的橘园、荟园食堂,想起爱读书且思维独特的沈振峰老师,和美女李婉对唱《为了谁》的陶美重老师,学术纯正的赵正洲老师,没有偶像的刘老师,英语水平一流的胡瑞师姐,待我如弟的程华东师兄、王平祥师兄,将中文核心期刊发个遍的陈师兄——当年一起推着车搬宿舍,现在他已是博导,想到这点,我就汗颜。我想起了我亲爱的同学,同房三年赢了我不少钱的魏扣,看电影会哭的稀里哗啦的冯宁,当着教授面拍桌子自称“老子”骂我笨的李英英,活泼与沉静、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丁洁师妹,忙着清理研究室的王娜师妹。他(她)们身上的美德和才华,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求学的态度。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我在博罗教师进修学校。期间,我撰写了人生最后一篇专业文章并发表于《中国教育报》。因认可我的思维深度和写作能力,龙岗刘静波校长力邀我去龙岗——遗憾的是,我仍然选择留在博罗。
我在博罗教育局呆了七年整,写了无数的材料,接触了无数的人,做了很多不想做但必须要做的工作。这些经历,增加了我对“人生”的一些理解。其他的,我真的不想说,也不愿写。
二零二一年,我来了华侨中学。这是一个安静学习的好地方,要我说,一句话,暑气消,秋意浓,我有所思在侨中。
想起来,我是到过一些地方的——我到过北京、河南、陕西、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登过骊山,爬过长城,游过漓江,在桂林不知什么江上坐过竹筏,坐过电瓶车上太行,我还爬过罗浮山,尽管只有一次爬上飞云顶……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未能深刻留住我的心。
算起来,我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已经走了四十九年。
我想问问,我还能走多远,走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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