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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位后短短数年，武王周发就攻灭了殷商王朝。而决定这次王朝更替的“牧野之战”，闻名千古。但后人很少知道的是，武王对于翦商事业其实高度紧张。成年后，他一直患有严重的焦虑和精神障碍，也许是青年时代的殷都之行和兄长的死对他造成的刺激太过强烈（这是史书缺乏记载的一环），使他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武王的惊恐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并不完全相信父亲那些沟通上帝的传说。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贡品丰富得无以复加，上帝难道不是会优先保佑商朝吗？翦商难道不是逆天悖伦之举吗？兄长周发频频被噩梦缠绕，但周公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周发说，母亲大姒曾梦到殷都生满荆棘，这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所以，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会因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 —— 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商朝开国之王成汤（天乙）曾经试图这样做，而商纣王则首次实践了它。纣王曾给诸神贡献过王族和方伯，现在他贡献了自己，带着人间最珍贵的宝玉升往天界，成为具有上帝神性的“帝辛”，然后，他自然要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武王和刚获释的箕子便有了一番长谈，后被西周时人整理成了《箕子》。但很遗憾，这篇文章后来遗失了，只在《逸周书》中保留了篇名。 也可能是《箕子》中所载的双方谈判内容过于露骨，且与后来西周朝的官方叙事口径大不相同，所以被销毁了。
在这之前，周族首领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商化”了，对他们来说，语言交流和表达的难度不算大，但要用商朝人的宗教理念来解释周灭商，则需要更深地进入商人的宗教思维。正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武王对商人宗教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可以说，灭商使得武王更加“商化”了。
武王身披红白战袍在牧野战场祭祀战死的盟军，乐队演奏的是万舞的乐曲。这是商人贵族练习用钺作战的乐舞，看来已经被周朝接受。
武王让弟弟坐定，谈起了自己忧心的身后事：“商朝虽然在各种诡异的征兆之下覆亡了，但他们的诸神仍在天界虎视眈眈；那些曾经臣服于纣王的商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复仇，把我们从西土抹去。
对于新建立的周朝，武王病危是一场重大危机。吕尚，另一位翦商事业的规划师，也已经垂老多病，自从殷都归来之后，他就很少在朝廷活动中出现。但周公真的有一套成熟的宗教解决方案吗？
纣王时期，商朝曾重点经营东南夷地区，所以这里的很多部落和商朝关系密切，比如纣王重用的蜚廉和恶来父子就属于嬴姓夷人，恶来虽在牧野之战中被杀，但蜚廉却逃回了家乡并带领族人起兵反周。周公辅政元年，整个东方都已脱离镐京的统治，叛乱者的声势越来越大。
对东南夷人的战争耗时更久，可能从周公辅政三年持续到四年。这里地域广阔，土著部落众多，周人势力还未能触及这里，所以由周公和召公奭分兵进剿。据《吕氏春秋》载，有些商人侯国使用驯化的大象作战，但仍被周军击溃，逃到了江南地区。为赞美周公的功德，周朝宫廷还专门创作和增加了《三象》舞乐。
商王朝历时五百余年，商族已经枝繁叶茂，是规模最大的族群，而周当时还只能算是西土新兴的蕤尔小邦。虽然无法确知当时的人口数字，但据估算，商族人口可能近百万；商朝控制区内的各种非商族人口，比如众多土著族邦和被纣王纳入统治的部分东南夷人，总数可能是商族人的两三倍；
经过文王时代的急剧扩张，到武王时期，周族可能在十万人左右，即便加上西土各同盟族邦，也很难超过五十万人。况且多数盟邦当时与周的关系并不稳定，周王还难以对他们发号施令。为了杜绝商族人再度叛乱的可能性，必须把他们拆分，使其散居到各地，难以互相联络。首要的，是要把最为显赫的商人贵族和最重要的家支族邑迁到关中，使其在周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内散居，断绝其与故土的联系。
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对商族人的搬迁力度更大 : 从镐京到周原，再到周边的川源山谷，在整个关中地区安顿了很多商族聚落。因为他们使用的器物、丧葬习俗和关中土著族群很不一样，考古已发现很多这种殷商移民的遗址。
辅政第七年，周公开始营建武王设想的新城，但名字换成了平庸的“洛邑”。“度邑”的宗教意义太强，周公不想接受。
周公还是以周王的身份讲话。他先是按照标准的官方历史叙事，回顾了周邦灭商的合法性：”是天 - 上帝对殷商失望，才命令我周邦灭掉了商朝。各位贵族，不是我小国周邦想主动灭亡你们，而是上天要把你们交给我，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敢主动去要求吗？
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营建洛邑的工作由召公奭负责，在这之前，他住在关中主持留守朝廷。此时，成王可能有十三四岁，已接近亲政的年龄。三月初，召公赶到洛邑，和周公押解来的殷都移民会合。此时的洛邑并非一块荒野，因为“三监之乱”平定后，周公在这里部署了一些监控东方的驻防兵力，所以又名“洛师”。
商人也最终接受了商王朝的终结，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再未试图复辟。但是，人祭的积习仍难以根除，周公和成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刚刚亲政的成王比较急于走出叔父周公的影响，建立自己的功业。恰好，山东地区的东夷土著又发生叛乱，核心是“三监之乱”时期曾活跃的奄国。当地有两个周朝刚分封的诸侯国，分别是周公长子的鲁国和太公吕尚长子的齐国，朝廷需要为这两个立足未稳的诸侯提供保护。
周公和周族上层比较忌讳提及商人的人祭和人奠基等宗教行为，把它们笼统地归入了非法的刑罚。周公对周封的这一要求应当也包含要在卫国境内禁止人祭行为一一这已经是划归国君独有的权力，其他任何人的此类行为都是非法的。
宋国国君不能再称王，地位比武庚时期也更低，但仍享有一些特殊的礼遇。比如，在西周朝廷的各种典礼上，宋国国君不需要和其他诸侯国君一样叩拜周王，时人称为“于周为客”23，意为做周朝的客人。这是周王室对商王室后裔的优待。
周公辅政时期，最不安定的是山东地区，所以周公自己的鲁国和太公吕尚的齐国都在山东。这是他们为巩固王朝需要承担的责任。周公主要在朝廷工作，创立鲁国的工作是他的长子伯禽完成的；吕尚年事已高，可能分封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创立齐国的工作也主要由他的儿子完成。
周王室把商人定为“子”姓，这因循了商人的语言习惯，商王甲骨卜辞中的“子”原本就是王子之意。按照周人的习俗，商人的族姓是子，而族姓只能用来称呼女人，所以商族人的女性都称为“某子”，比如春秋时卫灵公的夫人以及和孔子有过暧昧传闻的南子都来自宋国。卫国是周王室的姬姓封国，这是周族人和商族人之间的联姻。
到西周后期的厉王、宣王和幽王时期，有些高级贵族家族已经在朝廷中非常活跃。他们在关中拥有封邑，连续数代人担任周朝高官，和外地诸侯通婚，形成了一张包含各族姓、从京师到各诸侯国的权力之网。
西周遗址也更符合后世人观念里的“正常”标准：人死之后，安静地躺在属于他（她）自己的或大或小的墓穴里，有或多或少的随葬品陪伴，但不再有为他（她）献祭的大量尸骨。更严谨一点说，后世人的这种“正常”观念，正是周人开创的。
该墓地的部分随葬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汉中特征，说明“弓鱼”家族应该出自汉中，可能是在周文王时期作为周人的同盟部族迁入关中的。从商代到西周前期，汉中一直有较强的独立性，王朝很难掌控，再加上这种盟友身份，看来周族在一开始也是只好对它的人殉习俗持容忍态度。不过进入西周中期后，这里的墓葬就不再有殉人习俗。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和周公的理论相配套，周人还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历史，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更早版本的商人的“创世记”和上古史则被取代和湮没，未能流传下来。当然，也可能有某些与周公原则不太冲突的内容被纳入了周人的历史叙事，但这些已经不易分辨。
孔子是商王族后裔，他应该会感念周公给了商人生存的机会，还替他们抹去了血腥人祭的记忆，让子孙后代不必活在羞辱中。周公的这些宽容而伟大的事迹，被他自己掩埋五百年，又终被孔子再次破译。这或许才是他衷心服膺周公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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