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许多人最喜欢做的就是选择题，有选择项，解决方法灵活多样，直接法，特殊法，排除法，即使不会，依然可以蒙一个，四个选项，25%的概率。
现实中，依然还有是和否的选择。
当年的南京彭宇案还记得吗？
彭宇案的重点不在于案件本身，而在于产生了一个新型选择题“扶不扶”的问题，此事件后续的影响，有人评价，这是中国道德滑坡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它开启了中国老年群体最为畸形的产业：碰瓷业。
沈腾在小品《扶不扶》里曾经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呐喊：这人倒了咱不扶，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老人摔倒，自然要上去扶起来，别人有困难，伸伸手就可以挽救生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尊老爱幼，扶危济困本来是我们优良的传统美德。遇到他人需要帮助，果断地出手援助没有二话，但现实却出现许多例扶还是不扶的艰难选择，究竟为什么？
扶，给予帮助却很可能引火烧身，不是你碰的你为什么要扶，这是被帮扶者的通常逻辑。去扶似乎就是承认了自己是肇事者，吃不了兜着走，割地赔款还得打官司，麻烦大大的。
不扶，灵魂上过不去，匆匆绕行而过，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少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说不清楚的时候是要赔钱的。
因此简单的伸手就可以扶的问题最终演变成一个两难的选择题，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人遇到需要扶的事情，还是主动施以援手的，冷漠伤害了别人，以后也可能会祸患自己。
“扶不扶”的选择题尚未彻底解决，最近又出现“还不还”的事情。
如今人均基本上拥有一部手机，还有双卡双待的，部分已经需要两部以上。手机不离手，也有丢失的时候。
不久前，宁波大妈捡到一手机，失主以一箱杨梅加500块人民币表示谢意请求归还手机，大妈坚决不肯，失主只好报警求助，大妈见状怒摔手机。
接着又发生一起，贵阳的小杜下车后发现自己的苹果手机遗忘在出租车里。与出租车司机联系后，司机开口索要1000元报酬，小杜尽管不乐意，但还是答应了。不料司机又改变了主意，声称没有载过小杜，继而又说手机已经转给一个“帮忙代捡”的公司，拿回来需要付酬3000元……
两起事件有个共同的特征，拾捡到的手机是昧还是不昧，通俗地说就是“还不还”的问题。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拾金不昧”，我们小时候经常唱的歌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的手里边”，我们都知道不是自己的不要非法占有，我们还知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清代吴炽昌在《客窗闲话 义丐》中就记载了拾金不昧的事迹。
秀才何岳，曾经在夜晚走路时捡到200多两白银，但是不敢和家人说起这件事，担心家人劝他留下这笔钱。
第二天早晨，他携带着银子来到他捡到钱的地方，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寻找，便上前问他，回答的数目与封存的标记都与他捡到的相符合，于是把钱还给了他。
那人想从中取出一部分钱作为酬谢，何岳说：“捡到钱而没有人知道，就可以算都是我的东西了，（我连这些都不要），又怎么会贪图这些钱呢？”那人拜谢而走。
他又曾经在做官的人家中教书，官吏有事要去京城，将一个箱子寄放在何岳那里，里面有金数百两，官吏说：“等到他日我回来再来取。”，去了许多年，没有一点音信，最后听说官吏的侄子为了他的事情南下，但并非取箱子。得以托官吏的侄子把箱子带回官吏那儿。
秀才何岳，捡到钱归还，短时期内还可以勉励自己不起贪心；金钱寄放在他那数年却一点也不动心。真的很难得。
然而面对几千元一部的手机，宁波大妈和贵阳司机却做起了选择题。不还，因为是他拾到的，好像就是他的东西一样。还，需要经济补偿，似乎很有道理，天经地义，这也许是现代人拾金想昧的理由。
让人更难以接受的是，不给必要的报酬和费用，就摔了它或者让它再丢一会。前不久就发生有个女孩讨要丢失爱狗，但和对方未谈妥酬金，宠物狗被捡狗人扔楼下摔死的惨剧。
如果“扶不扶”是道德滑坡里程碑式事件，那么“还不还”就是突破道德底线的标志性事件。大多数人都会把拾金不昧当作传统美德，当作最基本的公共道德来遵守，但不少时候并不如人意。
现实中最悲催是丢失的东西太难找回，钱包，手机，银行卡，自行车，电瓶车，汽车等物品，丢了就等于找不回来了，找到了也面临敲诈勒索的可能。拾到者心安理得据为己有，或者自行销赃，获得微薄的眼前利益，让丢失者找寻不得。
所以说拾金不昧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会道德准则，而是属于传统的道德底线，更是最基本的道德防线，同时也应当是法律的起码要求和义务。
“扶不扶”和“还不还”不应该成为选择题，更不应该成为社会难题，大家都只想着“扶”和“还”，我们才会回归到人和人的和谐，而不是金钱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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