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子里,中国早期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及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两河流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和发展,主要是由于耕种和作战这些实用因素。而在早期中国,青铜器主要被制造成礼器,用于政治目的。虽然夏时中国的青铜文化如此发达,但农民们用的一直都是简陋的石器。
苏美尔人创造文字是为了记账,或者说为了服务于经济。而中国的甲骨文记录的几乎都是占卜,而占卜是商代政治的运作方式。
在苏美尔,城市是从经济中心或者说商品交易中心发展来的,而在中国,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
因此,考古学家张光直强调,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比如希腊和苏美尔,是相反的。
张光直也因此认为,中国早期文化与玛雅文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而苏美尔文化“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亲属制度被破坏,亲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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