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图书画苑著名书法家文忠轩主郑玄鲲：中国学者、中国艺术家的困

郑玄鲲，名郑林，字玄鲲，号文忠轩主，汉族，现就职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民族英雄林则徐七世嫡外孙，林则徐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民革中山书画社会员，郑林先生书法专业研修于清华大学书法研究生班。文忠轩主郑玄鲲先生同时还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国内理事，中国楹联学会书法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为国际注册美术师。

北京大学姓氏文化学者冯志亮先生曾赠送著名书法家文忠轩主郑玄鲲先生七言律诗一首：“临池不辍五十载，毫锥衔墨似盘星；静室雅斋如明月，道法无为似清风。门下已有三千客，胸中布满十万兵；不问凡间纷扰事，只听世外雅歌声。”这首诗客观的证明了文忠轩主郑玄鲲老师字如其人、为人师表的高尚品格，又体现了文忠轩主郑玄鲲老师在书法文艺上的高超技艺和锲而不舍的坚韧精神，也反映出了文忠轩主郑玄鲲老师桃李满天下且不为俗世所扰的高贵品质。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关注，会在一种文化的内部缓慢地生长，然而一种文化要对另一种文化产生大影响，一定是出自另一种文化内部变革的需要，出自它迫切地向外部寻求借鉴的需要。如日本绘画对20世纪未欧洲绘画的影响、50年代日本现代书法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都是西方恰逢变动的关头，亟须寻找一新的支点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转变。这种情况不是传播者能够左右的。

今天，西方一小批敏感的知识者已经察觉到中国书法对于创作的意义，但对于整个西方文化而言，它还只是一种酝酿中的、潜在的需求。——50年代书法对西方美术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抽象表现主义的创作中，通过这些创作，对笔触书写意味的敏感已融入西方自身的艺术传统中，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从这些创作中即可获得有关的灵感，因此，今天西方的知识界和艺术界对中国书法的关心，除了对书法本源的关注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学术、艺术上的诉求。

西方学者在观看展览时，明确表示希望看到中国艺术家富有新意的作品，看到我们带去的一批与书法有关的现代水墨作品（非“大展”作品），海德堡大学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教授说：“21世纪的书法作品。看到这些作品，感到中国书法有前途，对中国书法有信心。”比利时皇家美术馆东方部主任史蒙年(J.M.Simonet)先生指着其中一件作品说：“博物馆级的作品。”法国语言与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幽兰(Yolaine Escande)女士说：“西方当代艺术不能使我满足，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了。希望看到中国书法艺术家的新作，他们应该给世界艺术带来希望。”

他们的这些反映，确切地传达出一种信息：他们关心中国书法的终极目的，是给他们的文化注入活力。幽兰女士还写到：“不少欧洲年轻艺术家因中国书法而获得新灵感”，他们“转向中国书法，俾汲取西方传统所缺乏之作法、形状及与宇宙之新关系”；此外，“因文人传统非他们所属，故不受束缚，且对此传统所给予的新启示更加敏感”。（注：[法]幽兰《中国现代书法在西方》，《美术观察》1999-7。）

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对自身传统不断深入的认识和解说。如果强调自己已在传统中，从而怀有优越感，并放弃对传统的深究，这实际上承认自己只是传统的一个被动的载体，河川中一小股被裹挟的水流。你并不理解河川，更不可能帮助河川以外的人们真正理解河川。

中国学者、中国艺术家的困难在于怎样找到不断深入传统的道路。其障碍，首先是对自己深入程度的认识。

当我们仅仅以继承人的身份介入传统时，对传统感悟、认识的浅薄之处被忽视，而且出自人类固有的弱点，我们会对这一点有意无意地加以掩饰。然而，传播所要求的可陈述性以及对“道理”的追究，将迫使我们正视自身的缺欠。

认识自己的传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么有把握。例如徐复观先生，他是一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对中国艺术也有极大的兴趣，著有《中国艺术精神》一书，讨论中国艺术的含蕴和某些重要性质。然而，他认为中国书法缺少精神上的蕴涵，至多是在技巧上为中国艺术作了一些准备。（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联想到巴克桑德尔、希拉克等人，他们对中国书法意义的判断，恐怕还要略胜一筹。如果巴氏和希氏的见解有道理，即中国书法中确实蕴涵了中国文化特异的质，那么徐氏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必然有重要的缺失。续

这里并不是对徐复观先生的非难，而是证明深入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书法之难，关切、沉迷、思考，都不能保证深入到事物的核心，更不用说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深入尤其困难，它要求对常识的警惕，对自己思想严苛的反思，对所获得的结论无休止的批判。批判需要高度的敏感加上严格的现代思维训练。

对书法不断深入的解说，几乎反映了对中国文化进行现代解说的全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