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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秦汉魏晋史探微》
张晏认为张是弛的反义词，谓楚为秦灭，是已弛；陈胜立楚，遂为张，故号张楚。这个解释虽嫌迂拗，但涵盖了秦楚关系，包含了张楚目的，有它的长处。的确，由于楚有可张之势，张楚旗号非常有利于反秦活动，陈胜张楚才具有不平常的意义。《史记·项羽本纪》楚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论者谓其识废兴之数。张楚名号，可与“亡秦必楚”之说照应。
史记》中的月表系年未用张楚而用楚义帝，是以义帝代表楚；《史记》中的本纪不立陈胜而立项羽，是以项羽代表楚。与帛书比较，《史记》尊楚虽旧，但张楚陈胜的地位却被义帝、项羽取代了。《史记》以陈胜入世家，比帛书书法降了一等。历代史家对《史记》立《陈涉世家》事，议论甚多，但都难于说透其中的道理。因为，若是如司马迁所说尊重亡秦首事，则张楚之功不在项羽之下，虽立《陈王本纪》亦无不可；若从陈胜不继世而亡言之，比诸侯立为世家也不合适，入列传就可以了，又何必立世家呢？
历史由秦至汉，其间必有楚的法统地位存在，不容抹杀，因而《史记》才有《秦楚之际月表》之作。后代文献如《太平御览》皇王部历代帝序，于秦汉之间特立楚怀王一目。其他典籍亦有列入楚义帝者。
帛书与《史记》都尊楚，反映自汉初至武帝时人们思想比较自由，历史观比较符合实际，正名尊君思想还没有发展到特别偏执的程度。不过，帛书所尊者张楚，是平民；《史记》所尊者义帝、项羽，是旧族。两相比较，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毕竟有所不同，反映独尊儒术以后人们对上述这一段历史的认识正在起着变化。
《汉书》是以陈胜、项籍合为一卷，入列传中的，这是东汉时期人们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定位。《汉书》给予这些人物的地位，大大低于《史记》，是一目了然的。《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冠以汉元年，不书楚怀王或楚义帝，而依次列汉王以外其他诸侯王。
取对楚的态度为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历史观念正好处在西汉初年帛书作者和东汉史家班固之间的状态。这是值得研究司马迁史学思想和中国史学史的学者留意的一个问题。
秦楚毗邻，历史关系复杂。战国晚年，楚国军事力量虽已就衰，但在关东六国中还是比较强大的。前260年秦赵长平战役之后，六国中与秦同大而足以难秦的，只有楚。秦灭楚，经过了较久的艰苦战争。楚被灭后，潜力还在。所以陈胜一呼而楚境震动，关东沸腾，张楚所具有的号召力量，其他关东五国都无法比拟。
前278年，秦将白起拔楚国郢都江陵，置南郡。楚虽蹙地，犹得徙都于陈，称郢陈，即今河南淮阳。楚在郢陈收兵自保，并相机收复了一部分失地，可见郢陈的楚国还拥有相当实力。《战国策·楚策》虞卿谓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此事时间在前248年或稍后，晚于秦赵长平之战。“天下无敌”之说虽属夸张，但仍可从中看到，长平战后，楚国实力确居东方各国之冠，为诸侯所重视。
秦王政十八年秦韩之间可能发生过比秦得韩地、掳韩王更为重大，更足以作为秦灭韩标志的事件，只是内容无从知晓。再过两三年，韩秦关系中的事端就通过以下材料而明朗化了。
在平息韩乱中，楚公子昌平君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年稍早，有秦将王贲击楚之事。以王贲击楚和事秦的楚公子昌平君居郢陈二事合起来考虑，似乎新郑韩人之叛与毗邻地带楚人反秦活动有呼应之势。而昌平君居守郢陈既是为了看管亡国的韩王，又是为了绥抚难安易动的楚人。昌平君能起这种双重作用，主要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同时也由于秦王相信他的忠诚。
陈胜、吴广均楚人，陈胜、吴广所率戍卒，至少有一部分是这一带的楚民。这与陈胜举义后立即趋据郢陈，建号张楚，自然有直接关系。南阳、颍川、陈郡这一战国末年的多事地带，到秦末又成为反秦基地，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这一地带酝酿出一场反秦斗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当李信之师南伐，越郢陈而至平舆及寝，并击破由寿春前来迎战的楚军后，楚国情况岌岌可危，存亡只是旦夕间事。在这紧急关头，为秦国镇静郢陈的楚公子昌平君，也许是出于故国之念，也许是出于其他利害关系的考虑，忽然转变立场，由附秦变为抗秦，郢陈遂由秦军的后方城市变为楚人抗秦的主要据点。封邑在郢陈附近项地的楚将项燕，此时当在楚军抗秦前线，他无疑是以其实力促成昌平君转变立场的主要人物。
昌平君长期在秦，不见与楚王负刍有任何关系，所以他兴起的反秦之师并不向寿春靠拢，而是继续在中原作战。秦王对王翦说：“荆兵日进而西”，可见昌平君军对秦军的态势不是防守而是进攻。秦国必须投入比王贲、李信两次击楚要大得多的兵力，才能对付这场比预想要艰难得多的战争。
昌平君也许就是楚怀王遗留于秦国的后裔，或是以它故留秦的楚公子，此时假托怀王之子，以广号召。和以后项梁立以为楚后者被说成是楚怀王孙心一样，其所求者只是反秦效果，血缘真伪和行辈亲疏反而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秦灭六国战争，史籍记载极为简略，人们的印象是有征无战，如风扫落叶。但是从本文所考昌平君反秦事迹以及江南的秦楚战争看来，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至少秦灭楚之战是相当艰难的。这反证前举楚南公“亡秦必楚”之言事出有因；而陈胜反秦举义立刻趋据楚旧都郢陈而称张楚，也是势所必然。
认为《本纪》九年“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之文的传统句读有误，应当读作：“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我认为此说合理可信。看来，相国即是吕不韦，昌平君未尝为相国。《索隐》“立以为相”之说是司马贞误读《史记》，望文生义，不足为凭。昌平君、昌文君二人同为楚国公子之留秦者，身份权势较高；同在秦王政时不同年代两度出现，参预政治活动；同用封号为称而不称名，亦不署其他官职；同在楚国灭亡前夕易帜反秦，先后身死。像昌平君、昌文君那样称封号而不称名，在战国秦汉时期是常见的事。
昌平君长期事秦，助平嫪毐，证明了对秦王的忠诚。他与楚国没有联系，又没有足以自恃的实力，未曾引起秦王的疑忌。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来，他都较易赢得秦王的信任。他的楚公子身份，具有被秦用来对付楚人的价值。他徙驻楚旧都郢陈后，得到与众多楚民接触的机会，也得与楚将项燕发生联系，这是他得以聚众反秦的重要条件。
父城战国既为韩地，秦时自多韩国遗民。韩国旧族张良即出于父城。张良自少及长，交游于郢陈一带，并屡有反秦活动。可见这一带韩国遗民响应郢陈昌平君的号召，再起反秦，是完全有基础、有条件的。李信率军自郢陈西趋父城，目的就是镇压韩人反抗。李信父城之败，败于韩楚联军。
秦王政力战十年，完成统一。六国遗民慑于秦的威力，暂时放弃了暴力反抗，但仍时有非暴力反抗活动。其中著者，有齐鲁儒生博士讥刺始皇封禅事，孔鲋受陈余挑动藏书事，博士淳于越请复古分封事，以及“始皇帝死而地分”的东郡刻石事，等等。从事非暴力反秦的人物，各国遗民皆有，而以齐国为多。齐国是文化之邦，知识人才众多，反秦舆论易于传播，对秦威胁很大。
张楚西击一无所成，而东方诸侯声势却如此浩大，因此只有组织诸侯联合反秦，才有出路。诸侯联合反秦必须有盟主，张楚自然居于盟主地位。这种情况，实质上就是战国末年楚为纵长合纵攻秦的重演。所以，张楚之立，对于统一政治局势的继续维持，又有消极影响，孕育严重后果。
为了亡秦而重演合纵，看来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一步。陈胜未必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局面。他想独立地西击秦，又想阻止六国王室后人（如魏咎）为王，但毕竟都失败了。
张楚足以反秦，张楚也足以引发诸侯竞起。竞起的诸侯中，始终以楚的声势最大。由此演化为项羽、刘邦之争，而实际上项羽、刘邦皆楚，这个楚，又是继承陈胜张楚而来。
秦楚之际风云诡谲，事态纷纭，它昭示于后人的历史结论，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其间都有楚作为中介。这就是本文主旨所在。(
陈胜守冢之数优于秦始皇及其他六国君长，表明汉高祖对张楚的特殊态度。对于楚义帝，汉五年以义帝无后，曾立韩信为楚王以存恤楚众，但旋即降韩信为侯而别以刘交王楚，为同姓王。对于项羽，只是承认他受自义帝的鲁公封号，以礼发丧，并以项氏有功者四人为汉列侯而已。相比之下，汉高祖重张楚而不重义帝法统，更清楚可见。《容斋随笔》卷九“楚怀王”条曰：“高祖尝下诏，以秦皇帝、楚隐王亡后，为置守冢，并及魏、齐、赵三王，而义帝乃高祖故君，独缺不问，岂简策脱佚乎？”在我看来，洪迈此处所疑简策脱佚，并无根据。高祖为陈胜而不为义帝置守冢，而且户数多，优于其他帝王，正是由于汉初特重张楚法统的缘故。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长期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其政，数十载无宁日，加之以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使民怨沸腾，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地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不得参预大典，“发愤且卒”。封禅的意义，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所说，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即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进行分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他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误了政策转变的时间。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汉武帝的目的应当说基本达到了。班固所做“仁圣之所悔”的评论，对汉武帝来说大体上是合适的。
张骞第一次通西域，到达大宛等地，但没有也不可能导致汉对大宛的军事行动，因为那时连河西走廊都还不在汉朝手里，汉军开赴西域，并非易事。以后经过几次对匈奴的大战役，汉得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列置郡县；又逼迫匈奴北徙，使漠南不再有匈奴王庭。元狩二年（前121）或稍后，汉“筑令居以西”，(23)即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向西修筑亭障。据《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曰，令居亭障西迄酒泉为止。得河西，列亭障至酒泉，才使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
张骞第二次出使，到达乌孙，副使到达大宛等国。由于其时西域境内不存在足以对抗匈奴的汉朝军事力量，乌孙不愿在匈奴和汉朝这两大势力之间偏向汉朝，所以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无功而返。这种情况使汉朝明了，要使乌孙接受和亲，还需要在河西走廊之西，即西域的东部，有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抗拒匈奴的据点。于是而有元封三年（前108）的楼兰之役。
司马光处在积贫积弱的宋代，又长期与王安石相抗衡，所以对汉武帝多谴责其奢侈、繁刑、重敛、穷兵诸端而不赞其功业。他非常欣赏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因而免蹈亡秦覆辙，而这一点正是刘攽所着意强调的。
汉初有亡秦的历史可以借鉴，有了样，就好做得多。所以有文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直到武帝初年还是这样。后来当社会出现险象的时候，汉武帝自然而然地想到“亡秦之迹”。
我们知道昭帝时的重臣除霍光以外要算张安世和杜延年，而他们分别是张汤、杜周之子。《汉书·杜周传·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张安世、杜延年以酷吏子而皆成为重要的“守文”之臣，也应当有时代的原因和思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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