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游记》最为明显的狂欢化特征就是处处都体现了民间诙谐文化，书中无不渗透着这种诙谐文化的意象。巴赫金认为民间诙谐文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
首先，是各种仪式，演出形式，节日活动中与之相关的诙谐表演。节庆活动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游戏性质，“在狂欢节上是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狂欢节的特殊本性，其特殊的存在性质就在于此。”整个西游取经过程，即含有游戏的性质，同时也是生活本身，因为不但唐僧师徒，神佛、妖魔、乃至人间的凡人也都参与其中了。
游戏并非无意义，而是具有严肃性和客观性。唐僧的百折不挠，孙悟空的积极进取，以及取经给神、魔、人三界带来的变化和影响，都在说明取经的意义重要性。在狂欢的情节下，作者通过诙谐、幽默和讽刺针砭了时弊，对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做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
胡适说：“《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的神话，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了，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神话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话。”所以《西游记》中写神佛、写妖魔，实质上写的是人。作者笔下对神话世界的描写，正是现实世界的夸张和变形，作者在驰骋想象力的同时，一直都没有忘记更严酷的社会现实。
《西游记》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表现理想和批判现实在瑰丽的想象中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正因为现实的封建社会和宗教观念容不得与刻板、严肃的等级观念相对的自由平等精神和幽默诙谐的生活态度，所以作者才以艺术的方式，让“全民”都参加到取经的游戏之中。取经同时也是一种仪式和庆典，代表封建官方统治阶级人物的神佛、妖魔在取经过程中原形毕露，被加以辛辣的讽刺和嘲弄，一切官方的严肃性和对宗教说教的恐惧感都荡然无存。
代表广大人民和民间狂欢精神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打破一切压迫人民的封建统治秩序，降妖除魔，对代表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吏和卫道士进行审判。圣婴大王欺压那些“土地”“披一片、挂一片”的，明显是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现实写照，而西游途中所经诸国，无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黑暗腐朽、君昏臣匮的缩影。
而孙悟空经历诸国，不但扫除了为害一方的妖魔，也对各国的政治弊端进行了矫正，教训了国王和大臣。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孙悟空不但是人民反抗精神和力量的代表，同时也是节日里人民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美好愿望的寄托。
人们过节的本质就是祈求富足、平安和幸福的生活。这种愿望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孙悟空的形象，正是为造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不断追求探索精神的化身，这正是节庆狂欢的最内在、最深厚本质的艺术体现。
二、
民间诙谐文化的第二种基本形式是语言的诙谐性，这种形式在《西游记》中表现的最充分。如鲁迅先生所说：“又作者秉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正是小说主人公孙悟空，无论是对天上神佛的揶揄，还是与地下的妖魔的打斗，或者与普通的凡人的说话，都显示出无所不在诙谐幽默。
孙悟空体现的是一种机智的幽默，而猪八戒则显出一种市井细民的世俗的“憨”与“呆”，但这并不是说猪八戒笨。他贪吃、好色，爱耍小聪明，而又总是弄巧成拙，这都构成了独特的诙谐意味。如在第二十回，孙悟空点明了猪八戒要做上门女婿的心思。书中写道：“那呆子道：‘胡说！胡说！大家都有此心，独拿老猪出丑’。”他后来以放马为由，见到菩萨变成的中年妇人和三个女儿，迫不及待的叫那妇人娘，并与其商议招婿。而后又被孙悟空点破，一边说：“弄不成！弄不成！那里好干这个勾当！”却“脚儿趄趄”的，要往那里走。猪八戒心里就是想当女婿，又碍于众人的面而不愿意明说，扭捏作态的行为让人觉得生活气息非常浓厚。而在第二十三回平顶山，听见小妖说长嘴大耳的是猪八戒，“慌得把个嘴揣在怀里藏了。”当小妖用钩子去钩时，他又慌得把个嘴伸出道：“小家形，罢了，这不是？你要看便就是，钩怎的？”这种带有浓厚民间气息的诙谐戏剧性的描写，将猪八戒和妖魔的对话融入民间世俗的百态中，充分体现了狂欢式的诙谐精神。
三、
巴赫金认为民间诙谐文化是广场语言的载体，因为在节日狂欢的气氛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和隔阂、日常生活中的礼数规律和严肃的态度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人和人的关系变得亲昵起来。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语言也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日常的规范和严肃的官方语言在节日狂欢中就不再适用，而骂人话、指天诅咒和发誓，就以不拘行迹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其中骂人话占主导地位，脏字和成套的骂法比较普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些骂人话呢？巴赫金认为这种骂人话具有双重性质：“既有贬低和扼杀之意，又有再生和更新之意”。正是这些具有双重性的脏话，决定了狂欢节广场交往中的骂人话这一言语的性质。由此可见，在节日狂欢里的骂人话，不是日常语言之中的含有诅咒性质的具体的指责某人或某种事情，而是一种对平常官方语言的一种颠覆。正是因为这些语言是被禁止、排斥的，是被放逐到日常语言范围之外的，所以在节日狂欢的气氛中，这些被主流官方语言规范所排斥的语言，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对官方的，包含压抑性等级秩序规范的语言的嘲笑与否定，进而表达了对一切剥削人、压迫人的统治阶级的语言的蔑视。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文言被认为是高雅的，白话被认为是通俗的。统治阶级咬文嚼字，科举考试也必须使用官方认定的四书、五经之类的规范语言。文人士子们吟诗弄画、标榜风雅，而对民间文化不屑一顾。而小说正是从几千年的民间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高雅艺术对立的。小说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因而小说的语言白话较多，且不拘于语言规则。诙谐笑骂的俗语，为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而在小说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从唐代的传奇到宋代的话本小说，再到明清的长篇小说，民间俗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红楼梦》里的描写的下层人物刘姥姥，赖大等，他们的语言都表现了与官方正统语言不同的民间诙谐幽默特征。比如《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一段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在封建大家庭的贾府，等级秩序森严，人和人的关系表面上和谐融洽，其实则明争暗斗。宝玉虽然是年轻一代中最不愿意参与家庭斗争的，但是也常被中伤、陷害，以致被贾政狠狠的教训一顿。宝玉和贾政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可是见面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父子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紧张，其他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就更严重了。只有在节日的时候，大家才能轻松一下，吟诗作画、彼此斗嘴。取笑才显得善意一些，就连王熙风有时也参与进来，为博得贾母一笑，说些俏皮话。
刘姥姥二进贾府时，正赶上贾母高兴，让她和众人一起游大观园。平日里沉闷压抑的贾府，受到刘姥姥的诙谐幽默感染，也都暂时忘了那些长幼尊卑，权贵贫民的对立，人和人的关系变得亲密融洽，成为大观园最为欢快的时光。刘姥姥的语言幽默诙谐，不但活跃了宴席的气氛，也打破了封建等级秩序带来的严肃和压抑，让在座的人暂时忘记日常生活的压抑和沉闷，无聊和烦恼。这正体现了一种狂欢感受，而这种感受与刘姥姥的民间诙谐语言是分不开的。
四、
在《西游记》里，民间狂欢式的广场语言层出不穷。如孙悟空见到五庄观的童子自大，闻言喝了一声：“这个臊道童，人也不认得，你在那个面前捣鬼，扯什么空心架子！”见到妖魔时，孙悟空总是先取笑一番，或者自称“外公”。有时连“斯文”的唐僧也骂起人来。如猪八戒在金平府只顾吃喝，不肯上路，他便骂道：“馕糟的夯货!莫胡说！快早起来！再若强嘴，教悟空拿金箍棒打你！”黄袍怪也说：“那个猪八戒，尖着嘴，有些会小老婆舌头。”
在大闹天宫中的几章中，俯就和粗鄙也有所体现，这也是节庆狂欢的世界感受的表现形式。在天宫中，看似神圣的诸神，其实本质上虚弱、胆怯、无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玉帝，其实是众神中最无能的，既没有什么高超的本领，也没有过人的智慧，没有主见，昏聩无比，而且得过且过，遇见事情总是拖延，毫无统治者的果断。在对待孙悟空的态度上，总是摇摆不定，要么听从太白金星的计策，要么对上奏的表章盲目接受，只有到孙悟空要夺取他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时，才派人去请如来。太白金星则是一幅老好人的形象，满口反对战争，宣扬和平，其实比其他的神仙更加老谋深算。巨灵神貌似强大，其实不堪一击。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聪明和愚蠢的二元对立得到颠覆，所谓神圣庄严的天庭，在孙悟空的反抗和打击之下，原形毕露。
粗鄙集中体现在孙悟空和如来打赌，是否能跳出如来手掌心的一段中。如来虽然神通广大，也让孙悟空气得哭笑不得，骂将起来。粗鄙的作用在于解神圣化，贬低一些看似庄严而实质是种被伪装起来的事物。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教义，以制造种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来欺骗广大劳动人民。并借此达到精神控制，瓦解人民的斗争意志和反抗信念。
粗鄙的广场语言，体现了《西游记》的民间诙谐文化的本质。在小说中，无论是天上的神佛、地上的妖魔，取经的四众，世间的凡人，虽然偶尔会说出一些官方正统的语言，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说的都是无拘无束的民间广场粗鄙语言。诙谐幽默的民间广场语言，使《西游记》作为白话小说，几百年来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对表现民间狂欢的精神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诙谐文化，并不能简单的认为其是否定的、肤浅的、只有诙谐幽默，而没有内在的深度。相反，诙谐文化和广场语言是有深层本质的，这和单独的、个别的粗俗语言以及插科打诨是有区别的。文学作品中的诙谐幽默和骂人话，是否有民间节日的狂欢精神，体现自由、平等的真理观。主要有两个特征：首先是全民性，其次是包罗万象的。如果没有这两个特征，就不能称之为诙谐文化。
巴赫金在谈到欧洲的诙谐文化时说：“中世纪的诙谐和中世纪的严肃性针对的对象一样。对于上层，诙谐不仅没有任何例外，而且相反，主要是针对这个上层。其次，它所针对的并非个别性的和一部分，而是针对整体，针对普遍性，针对一切。它仿佛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反官方世界的世界，自己的反官方教会的教会，自己的反官方国家的国家。”
五、
我们可以说，《西游记》中的诙谐和幽默，从第一章开始到全文结束，都是直指封建统治秩序的。从大闹天宫到取经路上，再到雷音寺成正果，小说在诙谐的讽刺描写中，饱含着对整个官方的封建统治阶级和作为其统治工具的宗教的深刻批判。对压迫人和剥削人的制度、对宗教的虚伪、对昏君佞臣、对官吏地主，对形形色色的封建卫道士作了入木三分的嘲弄和讽刺。
这不仅是针对个别的现象和人物的，而是针对全体，上至天庭，下到地府，中间取经路过的诸国都包括在内。从第一回拜师学艺，“见人世都是为名为利之徒”，到最后一回的尊者索要人事，“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喜剧性的幽默描写，不但刻画出人物性格的贪婪和不知羞耻，而且讽刺和嘲笑的是整个封建社会，揭示了宗教神圣性与崇高性的虚伪。这种全民性的讽刺和嘲笑，表现的正是民间世界的狂欢精神。
正如巴赫金所说的：“这种笑是双重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这就是狂欢式的笑。”书中写道：“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这段描写，正是用狂欢式的笑，表达了对官方统治阶级的否定和嘲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立场是站在民间，站在广大劳动人民和底层市民一边的。
《西游记》正是民间诙谐文化和节庆狂欢精神的集大成之作，因此一直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这与其深深植根于几千年的民间文化土壤之中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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