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所有人都在讨论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新作《敦刻尔克》。虽然这部片子9月1日刚在国内上映，但大家谈论这部片子的语气就像是如果你还没看过，那你毫无疑问地Out了。无数观众走进影院，观看诺导在这部片子中展现的真实二战，人类在面临困境时的选择及其光辉。毫无疑问，诺导这两年并没有只琢磨怎么拍出商业大片，在《蝙蝠侠》之后，他也在思索现代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的出路。
2012年7月20日，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片《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首映。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奥罗拉城的一家影院，一些兴奋的观众发现他们的影厅里走进来一个狂热粉丝—他戴着防毒面具、防弹头盔，身着防弹裹腿、护喉与战术手套，手持一把霰弹枪和一把格洛克手枪。起初，这个全副武装的人看起来就像是电影首映礼上用来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噱头。然而几分钟后，持枪男子扔出了一个烟雾弹，并在烟雾逐渐在电影院里弥漫开时，扣动了霰弹枪的扳机。在警察逮捕他之前，死在他枪下的人数高达12人，另有70人受伤。
这一事件，就像其他所有的大型枪击案一样，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人开始争论持枪的合法性、宗教影响力的丧失及随后引发的种种政治扯皮。然而与其他枪击案不同的是本案发生的时机——银幕上的蝙蝠侠极其宿敌小丑与银幕下制造混乱的疯子一同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影院中的无辜观众仿佛置身于哥谭市，直面身边真实的疯狂与死亡。袭击者的这一刻意安排让独狼式凶杀案的现实意义变得更加深邃，人们开始思考，在法律和政治之外到底还有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痛苦的人选择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仅仅是精神的宣泄，还是对现代社会带来的孤独与痛苦的控诉？
社会科技化和数字化将过去抽象意义上的社会织成了一张实实在在的网。这张网为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让世界的连接更加紧密且高效，但它对个体的精神压迫同样值得关注。早在20世纪末资本刚开始腾出手来为社会织网时，嗅觉敏感的先贤们便开始了反抗。最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黑客帝国》和《搏击俱乐部》两部充满反抗和战斗精神的电影横空出世，警告世人科技化的进程要与个体的精神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相调适。《黑客帝国》讲述了一个完全被科技所实体化的、脱离现实世界的社会带来的束缚及人类的反抗和救赎，《搏击俱乐部》则直斥问题的核心：我们为什么反抗？因为“我们从小看电视，相信有一天会成为百万富翁，影星或摇滚巨星，但是…我们不会。”我们所有的大战都是心灵之战，用他人提供的概念与自己痛苦地搏斗。
欧洲著名思想家弗兰克·比弗·布拉迪从蝙蝠侠枪击案中敏锐地嗅到了压抑在当代社会之下的痛苦和反抗。他在书中提到自己曾经见过一些人对这个事件的评价，“这么说听起来可能会有些荒唐，但我觉得，比起那些只知道将生命消耗在魔兽世界里的人，霍尔姆斯决意干这样一件事（不明智的，无意义的，给他人造成不幸的），那么至少他对自己的人生更上心些。”于是，他从袭击者最初的动机出发，从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现代社会的自杀倾向、关于恐慌和暴行的现象学角度甚至达达主义和居伊德波的理论角度出发，全方位阐述了独狼式凶杀的心理及社会成因。
1.景观与真实的隔离
长期以来，厌恶感与一种怪诞的魅力交织在一起，引领着我如饥似渴地去了解大型凶杀案凶手的相关信息，此类案件的数量如今似乎正在激增，在美国尤甚。可直至读到詹姆斯•霍尔姆斯及奥罗拉屠杀案的新闻后，我才终于打定主意以此为主题进行写作。促使我采取行动的并非这出暴行，亦非在美国一个人不论精神错乱与否，皆可购置带有致命威胁的武器这一荒谬现实，这些对我们来说怕是习以为常了，最为触动我的乃是凶手举措中那打破景观与真实生命（或者说，真实死亡）之隔离的隐喻性意味。我猜，詹姆斯•霍尔姆斯该是从未读的著作，通常来说，人们是在没有阅读相关文章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然而霍尔姆斯的姿态带有一种境遇主义气息，于这气息中，整个20世纪的先锋思想再度聚集，漠然重演。达达主义艺术家们有言：“废弃艺术、废弃日常、废弃艺术与日常之隔离。”在我看来，霍尔姆斯的举动正是意欲消除观众与影片的隔离，他想要置身影片之中。
因此，我开始情不自禁地去了解蝙蝠侠电影放映式上的惨案。我的关注点也促使我搜集其他射杀民众的男性凶手的信息——白人、黑人、老人、青年、富翁、贫者，他们统统是男性，没有一位女性，个中因由暂未可知——并对此前的大型凶杀案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我逐渐意识到，相较于经济学家与政客们文明的疯狂，这种可怕的疯狂反而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此刻的世界。透过特殊的视角——犯罪与自杀，我看到了资本主义之苦痛，也看到了社会文明之支离。
当下，资本主义现实正赤裸裸地上演着。它糟透了。
2．仿真物取代真实
在《荧屏上的卑琐者》一书中，黑特•史德耶尔如是回忆大卫•鲍威于1977年发行的专辑《英雄》：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盛行、世界逐步数字化的时代里，他歌颂一类全新的英雄。英雄已死——万岁，英雄！只是鲍威的英雄不再是主体，而是客体：一样事物，一个意象，一种光芒万丈的崇拜物——在其残骸上复活的乃浸透人欲的商品。看看1977年《英雄》的MV，你就知道我为何这样说：MV同时从三个视角剪辑鲍威独自歌唱的模样，用图层技术使这三重影像交叠出现。由此，鲍威扮演的英雄不仅被克隆，而且成为了一种可重现、衍生乃至被复制的意象，这首歌被驾轻就熟地用作各式广告的配乐，鲍威那迷人、无忧、超性别的形象则被打包为一产品式的崇拜物。这个英雄不再是一位做出丰功伟绩的传奇之士，甚至也算不上偶像，他只是一个被赋予了超人类美感的闪闪发光的产品：这是一种意象，且仅仅是一种意象。这位英雄的永生并不体现在能从种种残酷考验中存活下来，而在于其可被复印、回收乃至再造的能力。他的样式与外形尽可以被破坏或改变，但其内核则始终完好无损。这东西之所以永生，正是因其有限，而非不朽。1977年，庞克乐队“扼杀者”直截了当地向人们宣告那显明的时代事实：英雄主义已然终结，托洛茨基、列宁、莎士比亚皆已死去。这一年，当左翼分子涌向红军派成员安德里亚斯•巴德、古德兰•恩斯林与让•卡尔•雷普的葬礼时，“扼杀者”在其专辑封面上送上巨大的红色康乃馨花圈，并宣告：世无英雄。永不复有。
在古典主义传统中，有别于悲剧与抒情诗，英雄乃是史诗想象之产物。他依凭自己坚定的意志与过人的勇气，征服自然，塑造历史。他修筑城邦，抵抗混沌邪恶的力量。这样的英雄形象直至文艺复兴时期依旧存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即可被视作现代政治视域中的英雄：建立民族国家，兴建产业基础设施，为统一大业奠定基石。
随着现代性的终结，当世俗事件的复杂性与高发生频率强胜于意志之力时，史诗中的英雄们及其诸事迹也消弭了。一旦混沌再行于世，取代史诗英雄现身的则是批量制造出的仿真机器。史诗话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替之上位的是符号主义与广泛传播幻觉的机器。此类仿真物游戏通常以同一性样态出现，诸如现代流行的摇滚、庞克、电脑文化等亚文化。这里潜藏着后现代形式的悲剧起源：人们正踏在将幻觉当作真相的门槛上，将同一性当作真实的原乡。随之而来的是讽刺的极端匮乏，面对当下已成定局的去区域化，世人通过一系列的谋杀、自杀、狂迷表现、侵略性举动乃至战争来表达自己对于原乡的渴望。
我以为，唯有通过讽刺以及对于置身英雄游戏中心之仿真物的清醒理解，亚文化中的仿真英雄才可能得以存活。
3.虚无主义
看起来，金融资本主义正为虚无主义所驾驭着。在此，我们应当对“虚无主义”这一单词的哲学含义做一些探讨，其词根乃是拉丁单词“什么都没有”，或言“虚无”。在尼采的著作中，虚无主义这一概念意指评判过程中缺少一个本体的存在。在他看来，道德评判的依据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原则，而是人的意志。
在《一日之黎明》中，这位哲学家写道：“关于宇宙中存在道德秩序的观念纯然是种错觉——根本就没有要求每一个罪行都得赎回偿还的“永恒正义”——认为此种正义存在的信念是个可怕的幻觉，并且只在极小程度上有其意义可言；正如认为万事万物皆有其罪的幻觉一样。并不是说事物都不存在，而是说关于事物的观点是虚无的，而这成为了人类麻烦的一大来源。”
根据海德格尔对尼采思想的解读，形而上真理的缺位以及由之导致的对客观存在之道德价值的否定，将知识与道德选择的责任交给了诠释学以及行动意志。我们可以将这种形式称作“诠释虚无主义（hermeneutic nihilism）”。
诠释虚无主义假设，概念活动是在本体虚无的前提下发生的。在其理论框架中，诠释虚无主义因其导出的道德自由与观念创作之空间，而具有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意味。虚无是思考与实践进程的起点，自此开始，人类用自己的思考与历史活动为创造世界、赋予世界意义负责。
在当下的统治阶级之文化与实践中盛行的虚无主义形式，与如上所言之建设性的诠释虚无主义大相径庭。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作“零化虚无主义（annihilating nihilism）”，因其作用的不断表现就是创造虚无。
诠释虚无主义缘起于对世界的认识，发现世界并不具备本体论本质，其中也不存在任何可被发现的道德真理，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意义会不断经由人类的意识活动而产生。与诠释虚无主义相反，零化虚无主义为了确保金钱抽象力量的至高地位，会不断摧毁由此前人类生产与民众政治法规创造出的普泛价值（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
零化虚无主义是一种非常态现象——是金融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在金融资本主义环境中，摧毁具体的财富是积累抽象价值最快捷的方法。
信用违约互换（CDS）即是将生活、资源以及语言统统化作虚无的典型事例。在信用违约互换合同中，违约互换购买者定期向违约互换出售者支付一定费用，而作为交换，一旦购买者遇到信用类事件——通常是作为债券或贷款主体的第三方无法对作为放贷方的购买者做出偿付——出售者便将补偿购买者受到的损失。比较不常见的情况是，当第三方公司倒闭或重组甚或信用评级下滑时，信用违约互换出售者也会提供补偿。
如果金融游戏的基础规则是所投资金会随着事物的零化（比如工厂被拆除，工作岗位被破坏，有人死去，城市崩塌等）而增值，那么本质上，这种通过非正当途径牟取暴利的游戏便是将赌注押在了世界的衰落上。
若以人道主义视角观之，金融便是犯罪的理想化形式，在社会游戏的核心位置建立起自杀的空间。
2012年的凶杀案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这次事件不仅震惊了全世界，引发了各个角度、各个学科的无数讨论，也对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两年后他推出了大片《星际穿越》，一反过去毫不避讳人性之及精神宣泄之阴暗的风格，大肆赞扬亲情、爱情、奉献和人类的自我救赎。又过了两年，他拍出了《敦刻尔克》。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既没有沉迷于人性的扭曲面，也没有回避人们的痛苦和困境，而是在混沌之中直面人类的渺小与伟大，用沛然中正的王者风范告诉我们，他也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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