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银湖沙龙。马立安博士用流利的中文给大家分享她五年前创立的草根机构握手302在城中村所做的公共艺术行动。
“虽然我可以说好中文，不过我的里面还是一个美国人。”她坦承。
所以我们会听到“我付得起失败”（I can afford failure.）这样的罕见组合。但是，这样的表达反倒蛮准确的。
多少事，没开始，或没做好，是因为付不起失败的代价? 多少把事情终于做对了做好了的人，只是因为忍受失败的能耐比较大? 或是，仅仅是死得没这么快?
虽然她说的“行动创造价值”算是半个定律（我认为想法也能创造价值，路径不那么直接而已），但为了创造价值，一切行动都是有成本的。这点，马老师也有所述及，并笑说: “我是很现实的。”
这句倒是地道表达了，中文八级。
“如果不是我的父母从美国农村打拼出来，没有他们的刻苦，就没有我后来读书的条件。所以这里面的成本是很高的。”
说得实在，把美国语境转化成中国语境，大家都很容易听懂。
在一个城市里生活是一种成本，在乡村生活同样也有成本，在马克思学说里面，人的生活哪儿不需要成本?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饱含成本。
经济学简直无孔不入。然而“成本”的概念，太应该普及。想通了成本，很多事情都通了。
所以我佩服认真地了解种种成本各种代价之后仍然认真投入做事的人，哪怕TA熬到没有办法再承受失败成本而停止，依然值得尊敬。
也会自问，我“付得起失败”吗？付得起多少次失败? 付不起的情况下可有法子可想?
唯独不应该奢望的是: 成本为零。因为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此处省略一万字。
所以西蒙娜·薇依对学生们说的断语中我喜欢其中一条（大意）:
无论你选择去做什么，选择对自己代价更大的去做就是了。
说到这里想起一位与马老师年龄相仿的朋友，来自山东泰安，一位行走中的公益人兼纪录片制作者，寇老师。
她走过的道路简直到处埋着雷，这二十年来也不停地付出严重代价，包括: 失业、病痛、没给出说法的拘禁、发表作品的受限、与家人的离别……经济上的损失更不在话下。
然而她还是坚持行走，自己疗愈自己。因为她有一本书就叫《行动改变生存》，大概对她来说，不行动才是真病了。
能够坚持的原因，倒不是“付得起失败”，而是她自嘲的: “我就是个二百五。”因此有一年里，她给自己取个绰号: 泰山女阿甘。
看来有时候，要做点事情，需要冒点傻气。这简直是非理性的突围。
很多年前，与好友散步在岛国，那时候我也在其中一个生活的岔道口（后来岔道口太多，成了网状，就不再计算了）。她讲了一个小故事:
无数青蛙在爬一个高杆。每爬上一步就下滑两步，或者每爬上三步就下滑两步，之类。
有很多青蛙就掉下去了。
很多青蛙选择了放弃，一边议论这规则太坏一边离开。
杆上的青蛙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最后只有一只青蛙爬到了顶!
后来大家发现，这只青蛙，是聋的!
——不是体力最好的，不是最聪明的，不是最有意志力的，而仅仅是，聋的!
犹记得我们俩站在地铁入闸处哈哈大笑，引路人侧目的情境。
后来我们一直互相以“做个聋青蛙”互勉。一直到现在。
这或许是另一种策略: 屏蔽掉所有信息，一门心思去做。直到终结。
但是当然，这只是假设的理想状态，生而为人，在社会中讨生活，不会完全“聋”的。这“聋青蛙”的笨办法，也许只适合像我和好友这样的，不是很会计算，或是懒得计算成本的人。但我们确实没有“全聋”。
这样，我们也勉强能算“付得起失败”了? 就算是吧。
回到沙龙。马老师在沙龙上，还用自己的语言给小小科普了一个简单的马克思原理（抱歉，又是马克思，最近遇见好几回了）:
行动创造价值，价值不等于货币，后者只是一个计算手段。
而她现在的计算手段，不是货币了，而是时间。她由衷谢谢来到现场和她一起渡过这段时间的所有人。
这又是一个“狡猾的”人类学家的策略。可是我喜欢。
因为时间，真的就是生命呀。是得有多幸运才能拥有时间，用它去创造价值……
做个幸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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