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中游刃有余，经常处于掌权的地位。这种人崇尚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相信哲学家能够管理好国家。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说过：“重温着柏拉图的梦想——尽管他们谁也没有机会把它变为现实……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显示出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抵制……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国家权力的机会。”所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从革命中脱颖而出的，但是对于知识分子进入政治领域，科塞并不报任何希望：“除了最后一种情形外（处于大革命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通常都是以灾难告终。”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知识分子在当中就担任了领导的角色，在他们的带领下，原本高尚的奋斗目标变成了独裁与恐怖的合法借口。像这种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通常都自高自大，当他们获得巨大的权力时他们就会将自己从批评者的角色转换为独裁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并不适合做领导者。
第二种知识分子在政治当中担任出谋划策的角色。他们通过变成权力者身边的“心腹人物”来慢慢达成自己的改造愿望。例如英国的费边主义者，虽然反对目前的社会秩序或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又麻痹权力者，说自己与他们的分歧并不大，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为大家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以此来消除权力者的戒心。社会学家科塞又说了：“费边主义者从权力大厦的内部穿孔过去，努力利用里面的居民曲折地达到了他们的很多目的。他们没有在英国创立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但为后来福利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以费边主义者又被马克思称为机会主义分子。
第三种知识分子则站在权力那边，帮助权力合法化，但通常这样的知识分子最终只有被抛弃的下场，他们所帮助过的权力者们都以利用他们为目的。拿破仑初涉政坛时就向法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求助，他对他们大献殷勤。于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帮助拿破仑获得军队指挥权，而拿破仑也进入了当时的法国国家科学院，签署文件时的署名也是“科学院院士波拿巴”，这使得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相信拿破仑将是未来的哲学家型的统治者，拿破仑发动政变后，这些知识分子甚至还帮他起草了完全不民主的“共和八年宪法”，只可惜拿破仑最终抛弃了他们，直接搭上了罗马教皇。
第四种知识分子对于权力则持有坚定的批判思想，在政治中以批判者的身份存在。科塞就定义到：“不需要经历幻灭后才相信权力以及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战场与那些掌权者进行厮杀。”比如，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们就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将希望寄托在获取权利以及进入官场之上，这也是他们最大的成功之处，他们奉行的是一种“良心政治”，以道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基准。
第五种知识分子则将希望放在了国外，因为他们不满于国内的现状，因此只能从国外来寻求解决国内问题的方法。例如，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崇拜俄国和中国。对于这种知识分子来说，当国内处 于动乱或变革时期，他们总是忍不住把眼神投向外国，因为对他们来说那里就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乌托邦。这样做只会让他们过多地关注国外的变化，对于国内的政治变革则完全的不了解。
总之，当知识分子沾染到了政治，无论他在政治领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最终还是会被政治同化、官僚化，直到完全脱离知识分子的范畴。而这种官僚化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只会限制和阻碍他们的进一步改革。革命的结果就是继续革命，最好的办法就是知识分子置身于政治之外，以此来保留他们那份独立而自主的思想，否则很有可能会迎来知识分子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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