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曹操逃到了陈留，他“散家财，合义兵”，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诸侯联军。然而以袁绍为首的讨董联军扭扭捏捏、踌躇不前。而就在这时，董卓已经一把火把整个洛阳宫殿给烧了。不仅如此，他还驱赶百姓、劫持天子，并跑到长安，留下方圆200里“无复人烟”的洛阳。
“海内震动”之下，讨董联军只顾窝里斗，唯有曹操独自引兵西进攻打董卓。但他在荥阳被董卓部将徐荣打败，几千人的薄薄家底，几乎损失殆尽。这种气概，在当时的各路诸侯中显得非常另类。
而此后的各路诸侯更是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搞得天下更加民不聊生。曹操在《蒿里行》中说，军阀混战使得天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每每读到这首诗，总能感觉到曹操当时内心的悲凉、无奈，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痛彻心扉。而这种“痛”，不是家人逝去的痛，也不是个人挫折的痛，而是其看到天下大乱、大厦将倾却束手无策、无可奈何的痛。
公元196年，为了扫平环宇、匡正天下，曹操迎接汉献帝，到了今天的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随后他又消灭了吕布、陶谦等割据势力。而四年之后的官渡之战，更是以少胜多，一举消灭了袁绍的主力，由此奠定了统一中原的基础。
我们今天一说起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都会觉得曹操奸诈、狡猾、老谋深算。殊不知这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曹操带来的作用，实际上远远小于它所带来的政治压力。
事实上自建安元年曹操迎奉天子后，各地军阀未见一人因曹操占据中-央而归附，甚至连天下的士族，也并未归附于他。比如他最重要的谋士荀彧，出身于颍川荀氏大族，一生以“汉臣”自居。他希望曹操“奉主上、秉至公、扶弘义”，扶保汉室是他的原则。但荀彧终究不是曹操的臣子。
而曹操最为得力的几个股肱谋士和猛将，也很少是因为响应朝廷征辟而来到他门下的。无论是吸引人才，还是攻城掠地、扩大势力范围，用吕思勉的话来说，都是靠曹操自己的“政Z清明、善于用兵”，而不是因为他手握天子。
反过来，既然是迎奉天子，那曹操就等于将匡扶汉室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这也让他成了众矢之的。一边周瑜骂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一边荀彧还满心期待他振兴汉室。而随着曹操权势的增大，他的政-敌也越来越多，他甚至不得不进献三个女儿给汉献帝。在如何平衡汉朝和自身的关系上，耗费了曹操过多的精力。
曹操的诸多政-敌来自于门阀士族，而当时的门阀士族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当官通道”。这些门阀士族披着“兴复汉室”的外衣，却做着“巩固自家权益”的肮脏事。曹操为了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中下层人才，同时也为了打击世袭的豪强势力，他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的一首“求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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