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一切开始于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让智人开始谈论只存在于人类想象之中的事情。而在接下来的6万年间，智人编织出许多虚构故事，只是这时的故事仍然规模有限、流传不广。某个部落里崇拜的先祖精神，可能到了隔壁部落就已经一无所知；某个地方能用作流通货币的贝壳，翻过一座山脉就可能毫无价值。但仅仅像先祖精神或是有价值的贝壳这种虚构故事，就已经能促成几百甚至几千个智人通力合作，远超过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这都赋予了智人极大的优势。然而，只依靠狩猎或是采集并不足以支持城市甚至王国的运作，因此只要智人仍然是狩猎采集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规模合作。正因为如此，石器时代各种神、精灵和恶魔，说起来也并不强大。
到了大约1.2万年前，农业革命拉开序幕，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能够扩大并强化人际网络。有了农业，就有可能养活拥挤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市民，或是纪律严明的军队里成千上万名士兵。然而，这种人际网络也遇到了新的障碍。在维护这种集体神话、组织大规模合作的过程中，早期农民只能依赖人脑的数据处理能力，但人脑的能力实在有限。
农民深信各种伟大神祇的故事。他们为自己最敬爱的神兴建神庙、举办庆典、甘心奉献，双手送上土地、什一税或是各种祭品礼物。发端于约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化，城市开始形成，而此时的神庙不仅是信仰中心，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枢纽。苏美尔诸神的功能，很类似于现代的品牌和公司。今天，公司是个虚构的法律实体，它能够拥有财产、借贷、雇用员工、开设经济企业。在乌鲁克（Uruk）、拉格什（Lagash）和舒鲁帕克（Shurupak）等古城里，神也是个法律实体，能够拥有田地和奴隶、发放和接受贷款、支付薪资以及建造水坝和开筑运河。
因为神不会死，也没有后代互相争夺遗产，于是就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的苏美尔人发现自己成了神的员工，拿着神的贷款，耕作着神的土地，也得向神缴纳什一税。就像现在有人是谷歌公司的员工，有人是微软公司的员工；在古代的乌鲁克，可能某个人是恩基神的雇员，而他的邻居则在伊南娜（Inanna）女神的手下。恩基和伊南娜的神庙刻画了乌鲁克的地平线，神的标志也出现在建筑物、商品和衣服上。对苏美尔人而言，恩基和伊南娜再真实不过了，就像我们眼中的谷歌和微软一样真实。与先前石器时代的鬼魂和神灵相比，苏美尔的神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实体。
不用说，各种业务当然不会由神亲自动手，它们根本只是人类的想象，也只会出现在想象之中。所有日常业务都交给神庙的祭司（正如谷歌和微软也需要有血有肉的人来管理其业务）。然而，随着神名下的财产和权力越来越多，祭司开始无力应付。虽然祭司可能代表了神威浩荡的天空之神、无所不知的大地女神，但自己毕竟还是血肉之躯，他们很难记住，究竟哪些是伊南娜女神的庄园、果园和田地？伊南娜的哪些员工已经领了薪资？伊南娜的哪些佃户还没支付佃租？这位女神对债务人又收了多高的利率？正是这一主要原因，使得无论是在苏美尔还是在全球其他地方，即使农业革命已经发生数千年，人类的合作网络还是迟迟无法大幅扩张。可见，没有幅员辽阔的王国，没有遍及四海的贸易网络，也就没有全球信仰的宗教。
障碍终于在大约5000年前被打破：苏美尔人发明了文字与货币。这两者就像双胞胎，同时、同地由同一父母产出，让人突破了人类大脑的数据处理限制。文字和货币让人类开始能够向成千上万的人收税，从而组织起复杂的官僚体系，建造出幅员辽阔的王国。在苏美尔，这些王国都是由同为人类的神职领袖来领导，以神的名义统治管理。在邻近的尼罗河谷则更进一步，将神职领袖直接与神结合，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神——法老。
在古埃及人的概念里，法老不只是神的代理人，更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神。整个埃及都属于这位神，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缴纳他定下的税款。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就像苏美尔神庙的情形，神并不会亲自管理他的商业帝国。虽然有些法老铁腕统治，有些法老歌舞升平，但不论哪种情况，实际的行政管理事务还是交给手下几千名能读会写的行政官员来处理。正如其他人类一样，法老有着生物的身躯，也就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绪。但这个“生物的法老”根本无足轻重；真正统治尼罗河谷的，是那个想象中的法老，他存在于数百万古埃及人口口相传的故事之中。
法老自己安坐于首都孟菲斯，在宫殿里吃着葡萄、与妻妾调情，而他手下的官员则在整个王国四处奔波，从地中海沿岸至努比亚沙漠。这些官员计算出每个村庄必须上缴的税款，记录在长长的莎草纸滚动条上，再送到孟菲斯。如果孟菲斯下达了一项书面命令，要求为军队招募士兵或为工程征集工人，官员就会努力补齐所需人数。他们会计算王室的粮仓里有多少小麦，清理运河和水库需要多长工期，又该把多少猪鸭送往孟菲斯，好让法老及其后宫嫔妃大快朵颐。就算这位肉身之神死去，把整个身体做了防腐处理，用极尽奢华的丧葬仪式一路送到孟菲斯市郊的王室墓地，整个官僚体系依旧正常运作。官员还是继续写着滚动条、收着税、下达着命令，继续推进这部法老机器的齿轮顺利运转。
如果苏美尔的诸神让我们想起现代公司的品牌，那么像法老这种“活神”就像是现代的个人品牌，如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猫王）、麦当娜（Madonna）或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法老一样，猫王有着生物的躯体，也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绪，猫王得吃、得喝，也得睡。但猫王绝不只是一个生物体而已，他也像法老一样，是一个故事、一个神话和一个品牌，因此，品牌的价值要远高于生物体的价值。在猫王的一生中，这个品牌通过卖唱片、门票、海报和版权，赚进数以百万美元。但在所有的必要工作里，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需要猫王这个生物体，绝大多数都是由经纪人、律师、制作人和秘书组成的团队完成。因此，就算生物的猫王已然过世，这个品牌仍然可以运转。即使到今天，歌迷还是可以购买猫王的海报和专辑，广播电台还是支付着播放版税，每年也还是有超过50万的歌迷，如朝圣者般涌向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猫王家宅——雅园（Graceland）。
文字带来了强大的虚构实体，组织了数百万人，也重塑了河流、沼泽和鳄鱼的现实。同时，文字也让人类习惯了通过抽象符号的调节来体验现实，于是更容易相信这样的虚构实体确实存在。
狩猎采集者整天爬树、找蘑菇、追野猪、抓兔子，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树木、蘑菇、野猪和兔子；农民整天在田里工作，耕地、收割、磨玉米、照顾家畜，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赤脚踩着土地的感觉、牛拉着犁散发出的味道，以及刚出炉的热腾腾面包的口感。相较之下，古埃及的抄书吏将大把的时间花在阅读、书写和计算上。于是，他们每天的现实就是面对莎草纸上的墨迹，以此来决定谁拥有哪块地、每头牛该值多少、哪个农民每年该缴多少税金。用写莎草纸的铁笔，抄书吏就能左右整个村落的命运。
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大多数人并不识字，但那些重要的管理者通过书面文字这一媒介日益看到了现实。对于识字的精英分子来说（不管是在古埃及还是20世纪的欧洲），一张纸上写的任何事情都至少与树木、耕牛和人类一样真实。
在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真的往往是现实让步于文本吗？这会不会只是对官僚体系一种常见而夸大的诽谤？不管服务于谁，大多数官员都是讲理的人，他们肯定会说：“我们是用文字来描述田地、运河和粮仓的现实。如果描述准确无误，我们做出的就是符合实际的决定；但如果描述不准确，就会造成饥荒甚至叛乱。这种时候，我们或未来的政权领导者就能从错误中学习，努力让描述更准确、更真实。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件记录就能越来越精确。” 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它忽略了一股历史的反作用力。随着官僚体系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多，他们变得即使犯错也无动于衷。这时，他们不再改变故事以符合现实，反而通过改变现实来符合他们笔下的故事。最后，外部现实终于与这些官僚的幻想达成一致，但一切都是强迫现实不得不做出这种改变。例如，许多非洲国家的边界无视山川或贸易路线，造成历史和经济区域遭到不必要的分割，地方种族和宗教也遭到割裂。同一个部落可能赫然发现自己被分到了好几个国家，而同一个国家也可能纳入了许多敌对的部落。这样的问题虽然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都在所难免，但在非洲却格外激烈。原因就在于，现代非洲各国边界所反映的并不是当地国家自己的期许和斗争，而是由从未踏足非洲的欧洲官僚一笔画定。
19世纪后期，欧洲强权既擅自主张在非洲占有领地，又担心一旦互相冲突，可能导致全面的欧洲大战，于是各方在1884年共聚柏林，欲瓜分非洲，仿佛非洲只是一张馅饼。当时，欧洲人对绝大部分非洲大陆仍然一无所知。英、法、德已经拥有非洲沿海地区的精确地图，也清楚地知道尼日尔河、刚果河和赞比西河是在哪里入海。但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河流上游在非洲内陆的状况，不知道沿岸的王国和部落，也不知道当地的宗教、历史和地理。这些事情，欧洲外交官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只是在柏林一张光亮的会议桌上，摊开一张还有一半空白的非洲地图，在上面画了几条线，就私自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
等到这些欧洲人拿着先前早已商议定案的地图终于打进非洲内陆时，才发现在柏林画的许多边界根本难以适用于非洲的地理、经济和种族现实。但为了避免产生新的冲突，这些侵略者仍然坚持原协议，于是这些想象出来的线条就成了欧洲殖民地的实际边界。在20世纪下半叶，欧洲帝国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新成立的这些非洲国家担心重定边界会带来无止境的战争和冲突，因此边界仍未改变。现今非洲国家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这些毫无道理的边界造成的。欧洲官僚笔下的幻想遇到非洲的现实时，现实被迫投降。
书面文字的力量，随着各种神圣经文的出现而达到巅峰。古代文明的祭司和抄书吏，习惯将各种文件看作现实的指南。起初，这些文本会告诉他们关于税收、田地和粮仓的现实，但等到官僚系统得到了权力，文本也就得到了权威。祭司不仅记录着诸神的财产，也记录着诸神的行为、戒条和秘密。而就此写出的经文，号称描述了完整的现实，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学习者习惯于从《圣经》《古兰经》或《吠陀经》中寻找着一切问题的答案。
理论上，如果某本宗教经典扭曲现实，门徒迟早都会发现，而让这本经典权威扫地。林肯就说过，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骗过所有人。只不过，那是林肯一厢情愿罢了。实际上，人类合作网络的力量就是依赖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太过扭曲现实，力量就会被削弱，让你敌不过那些能看清现实的对手；但想要有效壮大组织力量，仍然得依靠那些虚构的神话。如果坚持一切都要百分之百的现实、绝不加入任何虚构，追随者肯定也不会太多。
如果用时光机把现代科学家送回古埃及，就算他用进化论、相对论和量子物理戳破了古埃及祭司的一切虚构，还是无法在当时拥有权力。当然，如果这位科学家可以运用知识制造出枪炮，就能在面对法老和鳄鱼神索贝克时大占优势。但为此，他必须开采铁矿、建造鼓风炉、制造火药，也就是需要许多辛勤劳动的农民。你真的觉得，和农民大谈E=mc2 （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就能让他们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吗？如果你真这么想，欢迎现在买张到阿富汗或叙利亚的机票，在那里好好施展你的才华。
就像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欧洲的各个帝国以及现代的学校系统，这些真正有力的人类组织，并不一定都把现实呈现得清清楚楚。这些组织大部分的力量，都在于能够将虚构的信仰建立在一个让人顺从的现实之上。例如，货币的整个概念正是如此。政府制作出本身并无价值的一些纸张，宣布它们是有价值的，接着就开始用它们来计算一切的价值。政府有权强迫公民只能用这些纸张纳税，于是公民别无选择，至少得拥有几张。这样，这些钞票就变得真的有价值了，政府官员的身价也跟着得到肯定，而政府既然控制着钞票的发行，权力也就水涨船高。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钞票只是根本没有价值的纸”，而且认真地只把钞票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教育系统，他们认为入学考试是评估学生的最好方法。教育系统拥有足够的权力，能够影响大学入学标准以及公职或私人企业的聘用标准。于是，学生就会全力以赴，一心取得好成绩。那些令人垂涎的职位都由成绩好的人抢下，而这些人自然又会大力支持这个让自己得到好处的系统。教育系统掌控着各项关键考试，也就使它更有权力影响大学、政府及职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学位证书只是一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证书当成纸，那么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各种宗教经典也是同样的运作模式。各种宗教组织声称，自己的经典里有着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同时也对法院、政府和企业施加压力，要大家照着经典行事。这时，如果有个聪明人读到经文，再看看周围的世界，会发现好像确实符合事实。“经文说，你必须向神缴纳什一税，而你看，大家真的也都缴了；经文说，女不如男，不能担任法官，甚至不能出庭做证，而你看，现在确实没有女法官，法庭也确实不愿意接受女性的证词；经文说，只要好好研读神的话语，就能在生活中得到成功，而你看，现在所有的好工作，确实都是由那些熟读经文的人担任。” 这样一来，聪明人自然就会去研读宗教经典。也正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经典的权威，甚至会成为法官。如果他当上了法官，一定不会允许妇女上法庭做证；如果要选继任法官，显然他也会选个熟读经典的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本书只是一叠纸”，而且认真地只把这本书当成一叠纸，这个“异端分子”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就算各种宗教经典从根本上扭曲了大众对于现实本质的理解，却还是能大权在握数千年。例如，《圣经》对历史的看法在根本上就有问题，却仍然成功传遍世界，数百万人深信不疑。《圣经》宣扬的是一神论的历史理论，声称整个世界是由某个唯一、全能的神来掌管，而且他非常关心我和我的行为。如果发生了什么好事，一定是他在奖励我的善行；而如果发生了任何灾难，也必然是在惩罚我的罪恶。
因此，古代犹太人相信，不论是遭受大旱，还是因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入侵犹太王国而流离失所，也都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受到神的惩罚。至于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打败古巴比伦人，允许犹太流亡者回家重建耶路撒冷，当然是因为慈爱的上帝听到了他们悔恨的祷告。《圣经》并不会承认，大旱有可能是因为菲律宾火山爆发而引起，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入侵是为了古巴比伦的商业利益，居鲁士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因素而支持犹太人。因此，《圣经》显然对全球生态、古巴比伦经济或波斯政治体系都没有什么兴趣。
虚构故事能让人类更容易合作，但代价在于，这些虚构故事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合作的目标。因此，我们可能拥有非常复杂的合作制度，却只是为了服务于虚构的目标和利益。这样一来，虽然整个制度看起来运转良好，但出发点可能只是这个制度的标准。
例如，一位毛拉（mullah，伊斯兰学者）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现在全世界有15亿穆斯林，比起以往，也有更多人研读《古兰经》，服从安拉的旨意。”但关键在于，这真的是判断成功的正确标准吗？学校的校长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在过去5年内，考试成绩已经提升了7.3%。”但这真的是判断学校的最好方式吗？古埃及的官员也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比起世界上任何人，我们收到的税金更多、挖出的运河更多、盖起的金字塔更大！”确实，法老时代的埃及在税收、灌溉系统和金字塔建设方面领先全球，但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事吗？ 人类有许多物质、社会和心理上的需求。我们实在很难判断，比起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古埃及的农民是否真的得到了更多的爱或是更好的社会关系，但在营养、健康和儿童死亡率方面似乎情况更糟了。有一份大约出自公元前1850年前的文件，时值阿门内姆哈特三世在位（就是那位辟出法尤姆湖的法老），文件提到有一位叫作杜瓦–卡蒂（DuaKhety）的有钱人，要儿子佩皮（Pepy）去上学，好让他以后当个抄书吏。在路上，杜瓦–卡蒂生动地描述了农民、劳工、军人和工匠的生活多么悲惨，以此鼓励佩皮应把所有心力投入学习，才能逃离大多数人不快乐的命运。
根据杜瓦–卡蒂的说法，自己没有田地的农民，生活就会充满艰辛和苦难，只能破布遮身，又得整天劳动，直到手指起满水泡。接着，法老的官吏还要把他拉去服劳役。而他如此辛苦工作，得到的却只是一身疾病。就算真的能活着回家，身心也已被严重摧残。即使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命也不见得有多好。每天从河边用水桶把水挑回田里，沉重的负担压弯肩膀，脖子上溃烂肿胀。早上打理水韭田，下午打理椰枣树，晚上还要照料香菜田。最后，他因身体不支而一命呜呼。
虽然这段文本可能有意夸大，但与实情也相去不远。法老时代的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王国，但对于底层的农民来说，强大的国力只代表着他们要缴税、要服劳役，并不代表能得到健康保障或社会安全服务。
此等缺憾并非埃及独有。无论是中国历代、伊斯兰帝国还是欧洲各个王国，虽然都是成就斐然，但就算到了公元1850年，一般人的生活比起远古狩猎采集者仍然不见得更好，而且实际上可能更糟。1850年，不管是中国的农民还是曼彻斯特工厂里的劳工，工时都比狩猎采集者更长，工作对身体的负担更重，对心理的压力也更大；他们的饮食比远古更不均衡，卫生条件更为落后，而传染病则更为常见。
当然，我们有可能因为相信了虚构故事而感到痛苦。例如，相信各种民族和宗教神话可能导致战争，而让数百万人失去家园甚至生命。战争的起源是虚构的，但痛苦则百分之百的真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努力区分虚构与真实。
虚构故事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有时还有其必要性。如果没有货币、国家或公司等人人接受的故事，复杂的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要先让大家都相信了同样的虚构规则，我们才可能一起踢一场足球；再让大家都相信一些类似的虚构故事，才能让市场或法庭真正发挥作用。然而，这些故事只是工具，不该成为目标和标准。一旦我们忘了这些只是虚构的，就会开始与现实渐行渐远。于是，可能只是为了“给公司赚很多钱”或是“保护国家利益”，就让我们掀起无边战火。公司、货币和国家，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是人类发明了这些概念，好让它们为人类服务；为什么最后反而是人类为这些概念服务，甚至牺牲性命呢？
宗教最在乎的其实是秩序，宗教的目的就是创造和维持社会结构；而科学最在乎的则是力量，科学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得到力量，以治疗疾病、征伐作战、生产食物。就个人而言，科学家和神职人员可能很在意真理；但就整体而言，科学和宗教对真理的喜好远不及秩序和力量。因此，两者一拍即合。对于真理毫不妥协的追求，其实是一次灵性之旅，在宗教或科学机构之内却很少见。
因此，对于现代历史更准确的一种看法，其实是科学与特定宗教（也就是人文主义）达成协议的过程。现代社会相信人文主义教条，而科学的用途不是为了质疑这些教条，而是为了实现它们。
2.这种停滞现象，大部分原因在于很难为新计划筹措资金。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很难排干沼泽、建筑桥梁、开辟港口，更别提培育新的小麦品种、发现新的能源来源，或是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了。当时资金稀缺，是因为没有信用的概念；之所以没有信用，是因为人类不相信增长；而之所以不相信增长，正是因为经济停滞不前。于是，停滞就成了恶性循环。
假设你住在一个每年都会爆发痢疾的中世纪城镇，你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治病良方。于是，你需要资金成立一个工作坊，购买药草和各种罕见的化学品，支付助手薪水，还得前往各地拜访名医。另外，在你全心投入研究时，还得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你自己没什么钱。你想去找当地的磨坊主、面包师和铁匠，拜托他们在这期间满足你的需求；而你也向他们保证，等到你找出治病良方就会财源滚滚，也会还清债务。
但很遗憾，磨坊主、面包师和铁匠不太可能同意，因为他们今天就得养活家人，而且对你能否找到治病良方并没有信心。他们可不是三岁小孩，而且从小到大，他们哪里听说过有人能为可怕的疾病找出新的药物？想得到食物和各种生活必需品，就得支付现金。但你还没找到这种药物，而所有时间又都投入研究，怎么可能有钱？你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去耕作，痢疾依旧每年给城镇带来苦难，但却没人试着找出治病良方，也没有产生任何交易。如此，经济没了活力，科学停滞不前。
到了现代社会，因为人们开始相信未来，促进了信贷这项奇迹，才终于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信贷正是“信任”在经济上的表现。如今，如果想开发新药物，但手上资金不足，我们可以去向银行贷款，或是寻找私人投资或创投基金。2014年夏天，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疫情，你猜猜那些忙着开发抗埃博拉药物和疫苗的制药公司股票表现如何？它们的股价简直是一飞冲天。特克米拉（Tekmira）制药公司的股价上涨五成，百欧克斯（BioCryst）更大涨九成！在中世纪，每当瘟疫暴发，人们只能泪眼望天，祈求上帝原谅自己的罪过；而在今天，如果听说又有了什么致命的新流行病，人们则立刻拿起手机，赶快打给股票业务员。对于证券交易所来说，流行病就是商机。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创业成功，民众对未来的信任就会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企业家更容易募资，于是经济增长。因此，民众对未来更加信任，经济继续增长，科学也随之进步。
这件事说来容易。如果真那么简单，为什么非得一直等到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才开始启动呢？几千年来，人类之所以不相信未来会增长，不是因为前人太过愚昧，而是因为这一想法从根本上违反直觉、进化经验和世界运作的方式。自然系统多半呈现出平衡状态，而且生存之争又多半是零和博弈，有一方蓬勃发展，另一方就必会付出代价。
例如，在某个山谷里，每年长出的青草量都差不多。这些青草能够养活大约1万只兔子，而其中动作慢、脑袋笨或运气差的兔子，又差不多能养活100只狐狸。如果某只狐狸特别聪明努力，吃掉的兔子比较多，那就意味着某些其他狐狸可能饿死。而如果所有狐狸忽然都比以前更会抓兔子，兔群数量将会大减，但来年就会有更多狐狸饿死。就算这个“兔子市场”偶有波动，但长远来看，狐狸绝不会期望每年都能有3%的猎兔增长率。
当然，真正的生态更为复杂，并非所有生存之争都是零和博弈。许多动物能合作愉快，甚至有些还有贷款机制。自然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吸血蝙蝠。这些蝙蝠成千上万地住在洞穴里，每天晚上飞出来找寻猎物。只要发现有鸟类睡着，或是哺乳动物心不在焉，它们就会在猎物的皮肤上切出一个小口，吸血为食。然而，不是每只吸血蝙蝠每天晚上都能找到受害者，为了应付这种生命里的不确定性，吸血蝙蝠就会彼此“贷血”。没找到猎物的吸血蝙蝠回家之后，会去找那些运气比较好的朋友，借一些它们偷来的血。这些蝙蝠对于自己曾把血借给谁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如果哪天自己饿着肚子回家，就会去找那只欠“血债”的蝙蝠，然后讨点血回来。
然而，蝙蝠不像银行家，它们从不收利息。如果A蝙蝠曾让B蝙蝠吸过10毫升的血，B蝙蝠就还10毫升。而且蝙蝠之所以“贷血”，并不是为了创立什么新的蝙蝠业务，或是促进吸血市场增长。因为血液源自其他动物，蝙蝠并无法控制产量的增长。虽然血液市场也有波动，但蝙蝠并不会假设2017年的血量会比2016年增长3%，而且到了2018年还会再涨3%。因此，蝙蝠也不相信会有增长这回事。
1 几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生活条件也和吸血蝙蝠、狐狸和兔子相去不远。因此，人类也很难相信增长的概念。
由于进化的压力，人类已经习惯于把世界看作一个静态的大饼。如果有人拿的那块饼比较大，就一定有人拿到的比较小。虽然可能有某个家族或城市蓬勃发展，但人类整体在明天的生产量并不会超过今天。因此，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都希望运用现有的资源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可能是将这块大饼重新分配，也可能是承诺给我们一块空中大饼。
相反，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绝对必要。虽然祈祷、行善和冥想能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启发，但想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增长。“现代性”的基本教义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现代政治和经济笃信增长的必要性有三个原因。首先，生产越多，消费就越多，越能提高生活水平，也越能享受到所谓的更快乐的生活。其次，只要人类持续繁衍壮大，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经济增长就已经很有必要了。例如，印度的人口年增率为1.2%，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每年至少要增长1.2%，否则失业率就会上升、薪资将会下降，平均生活水平也会下降。最后，就算印度的人口停止增长，中产阶级也对目前生活水平感到满意，那些上亿的贫困印度人口又该怎么办？整块经济大饼只有这么大，如果经济不增长，想多给穷人一点，就必须从富人那里挖来一些，这一定会造成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也很可能导致诸多不满甚至暴力。而如果想避开这些选择、不满或暴力，我们就需要一块更大的饼。
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第三世界的独裁主义还只是婚姻触礁，按照现代性观点，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的问题都能用“把饼做大”来解决。
由于进化的压力，人类已经习惯于把世界看作一个静态的大饼。如果有人拿的那块饼比较大，就一定有人拿到的比较小。虽然可能有某个家族或城市蓬勃发展，但人类整体在明天的生产量并不会超过今天。因此，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都希望运用现有的资源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可能是将这块大饼重新分配，也可能是承诺给我们一块空中大饼。
相反，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绝对必要。虽然祈祷、行善和冥想能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启发，但想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增长。“现代性”的基本教义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现代政治和经济笃信增长的必要性有三个原因。首先，生产越多，消费就越多，越能提高生活水平，也越能享受到所谓的更快乐的生活。其次，只要人类持续繁衍壮大，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经济增长就已经很有必要了。例如，印度的人口年增率为1.2%，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每年至少要增长1.2%，否则失业率就会上升、薪资将会下降，平均生活水平也会下降。最后，就算印度的人口停止增长，中产阶级也对目前生活水平感到满意，那些上亿的贫困印度人口又该怎么办？整块经济大饼只有这么大，如果经济不增长，想多给穷人一点，就必须从富人那里挖来一些，这一定会造成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也很可能导致诸多不满甚至暴力。而如果想避开这些选择、不满或暴力，我们就需要一块更大的饼。
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第三世界的独裁主义还只是婚姻触礁，按照现代性观点，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的问题都能用“把饼做大”来解决。
资本主义所承诺的并不像其他宗教那种空中的大饼，而是这个俗世上的奇迹，而且有时候还真能实现。许多让人最后克服饥荒和瘟疫的信贷，都是出自对资本主义增长的强大信念，甚至说到减少人类暴力、增加宽容与合作，也得给资本主义一些掌声。下一章将会提到，虽然还有其他因素，但资本主义让人不再将经济视为零和博弈（即认为你的获利就是我的损失），而是一种双赢局面（即认为你得利也就是我得利），这一转变确实是全球和平的重要推手。这种互利概念对全球和平的帮助，可能远远超过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不停宣讲的“爱你的邻居”和“把另一边的脸也转过去让人打”的效果。
资本主义深信“增长”这一最高价值，可以说其第一条训诫就是：投入利润，促进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王公贵族多半是把利润虚掷在华丽的狂欢飨宴、豪奢的楼台宫殿，以及不必要的战争冲突中；又或者是把金币放入铁箱密封起来，深埋地底。今天，虔诚的资本主义信徒会用利润来雇用新员工、扩大工厂规模或是开发新产品。
就算自己不懂这些事，他们也会把钱交给那些懂的人，比如银行家、风险资本家，再由这些人把钱借给各种需要钱的产业。拿了贷款，农民种新的麦田、承包商盖新的房屋、能源公司探索新的油田、军火业者开发新的武器。这一切活动得到的利润，让这些产业能够连本带利地偿还贷款。于是，我们现在不但有了更多的小麦、房子、石油和武器，而且银行和基金里还有更多的钱，能够继续借出去。这是个永不停转的巨轮，至少资本主义是这么认为的。资本主义绝不会在某个时刻忽然说：“好啦，增长已经够了，我们轻松点吧。”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巨轮绝不会停止，可以花一个小时，与一个手上有10万美元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朋友谈谈。
他会向你抱怨：“银行利率这么低，活期年利率才0.5%，我才不想把钱放在银行账户里。如果丢到国债里，大概可以赚2%。我有个表哥，去年在西雅图买了一套公寓，现在涨了20%！或许我也该去搞搞房地产，可是大家都在说房地产也要泡沫化了。你觉得股市怎么样？也有朋友说，现在最好是买新兴市场的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比如巴西或中国。”在他中间喘口气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有了10万美元还不满足呢？”他的解释就能让你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永不停息，绝对比我说得更清楚。
然而，经济真能永远保持增长吗？会不会有一天耗尽资源，最终停止呢？为了确保永远增长，我们必须找到永不枯竭的资源。
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探索、征服新的土地。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欧洲经济增长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确实都严重依赖于帝国在海外的征服行动。然而，地球上的岛屿和大陆只有这么多。虽然某些企业家确实也打算探索征服新的行星甚至星系，但现代经济还是需要找到更好的扩张方式。
这时，科学为现代经济提供了可选择的答案。在前面的例子里，狐狸经济之所以不能增长，是因为狐狸不知道如何让兔子变得更多；兔子经济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兔子不知道如何让草长得更快。然而，人类经济之所以能够增长，是因为人类可以找到新的原料、新的能源。
传统观念把世界看成一块大小固定的饼，隐藏的假设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资源：原材料和能源。但事实上，资源有三种：原材料、能源和知识。原材料和能源取之有尽，用得越多，剩下的就越少；但知识却是不断增长的，用得越多，反而拥有越多。而且，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还能带来更多原材料和能源。如果我投资1亿美元探勘石油，而且成功地在美国阿拉斯加找到一片油田，我手上会有更多石油，但我的孙子能拥有的石油就少了；相比之下，如果我投资1亿美元研究太阳能，而且成功地找到更有效利用太阳能的新方法，我和我的孙子都能拥有更多能源。
几千年来，我们之所以无法用科学来推动增长，是因为大家误以为各种宗教经典和古老传统里已经提供了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知识。如果石油公司相信已经找出了全球所有的油田，就不可能再浪费时间与金钱去做勘探；同样，如果人类文化觉得已经知道了所有该知道的知识，就不会费心探究新的知识。而在现代社会之前，这正是大多数人类文明所持有的立场。然而，科学革命打破了人类这种天真的信念，科学最大的发现正是让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人类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所知竟如此之少，就突然有了很好的理由要去追求新知，开启了用科学推动进步的道路。
一代接着一代，科学让我们找到了新的能源、新的原材料、更好的机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到了此时此刻，人类手中的能源和原材料远超以往，整体产能一飞冲天。蒸汽机、内燃机和计算机等种种发明，打造出了过去从来没有的全新产业。展望20年后的情形，我们可以信心满满，预期20年后的生产和消费都会远超今日。我们相信纳米科技、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能够重新定义“生产”，在我们这个不断扩大的“超市”里开辟出新的商品区。
混乱造成的焦虑，大部分因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得到缓解，而这也是资本主义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思想家不断安抚我们：“不用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只要经济增长，其他一切都交给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行了。”资本主义就这样批准了一个贪婪而混乱的系统，整个系统飞速增长，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自己正在前往何方。（计划经济也同样相信增长，并认为能够通过国家计划来避免混乱、操纵增长。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最终还是要转向自由市场经济。） 如今，知识界常常抨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确实，由于资本主义主导了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尽全力了解它有何缺点，以免末日就在眼前。但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仍应看到它的优点与成就。如果我们暂时忽略生态可能会在未来崩溃，并以人口和增长作为成功的标准，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2016年，虽然我们的世界可能依旧充满压力，也可能一片混乱，但各种关于崩溃和暴力的末日预言并未成真，反而关于永久增长和全球合作的吹牛夸口确实实现了。虽然偶尔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国际战争，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不仅可行，甚至还克服了饥荒、瘟疫和战争。几千年间，不论是祭司、神父、牧师、拉比还是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的教法说明官），都说人类不可能单凭自己就能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但之后出现了银行家、投资者和实业家，不到200年，这个梦想就实现了。
3.随着意义和权威的源头从天上转移到人类的内心，整个宇宙的本质也随之改变了。对于外在世界，原本的印象充满各种神、缪斯、精灵、食尸鬼，但现在就是一片空无的空间。对于内心世界，原本的印象只是包含各种原始激情的一块空地，但现在忽然变得如此具有深度、广度且难以度量。对于天使和魔鬼的概念，已经从漫游在森林和沙漠中的实体，转换为人类心灵中的内部力量。天堂和地狱也不再是云层之上和火山之下的实际地点，而是人类内在的精神状态。只要你心中燃起愤怒和仇恨的火焰，就是经历地狱的苦痛；只要你原谅敌人、忏悔错误、与穷人分享财富，就是享有天堂的幸福。
尼采所谓的“上帝已死”，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至少在西方，上帝已经成了一个抽象概念，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中世纪，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了政治、道德和美学的权威来源，无法判断正误、好坏、美丑。这还得了？但相较之下，今天要说自己不信上帝却是再容易不过，因为这并不会让一个人付出任何代价。就算我完全是个无神论者，仍然能够从内在的体验得到非常丰富的政治、道德和美学价值观。
如果我相信上帝，是因为我选择相信。如果内心叫我要信上帝，我就信。我相信是因为自己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的心告诉我，他就在那里。但如果我不再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如果我的心突然告诉我世上没有上帝，我也就不再相信。不管是哪一种，权威的本源都在于我自己的感觉。所以，就算有人说自己信上帝，其实他更信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
确实，现在还有数十亿人口虔诚信奉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印度教。但对历史来说，单单人数的意义并不大。塑造历史的，往往是一小群向前看的创新者，而不是向后看的大众。1万年前，多数人都是狩猎采集者，整个中东只有寥寥可数的少数先驱者是农民，但未来是属于农民的。1850年，全球有超过90%的人是农民，而不管是在恒河、尼罗河，还是长江沿岸，都没有人知道蒸汽机、铁路或电报线。然而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一小群领导着工业革命的工程师、政治家和金融家，就已经决定了这90%农民的命运。蒸汽机、铁路和电报改变了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的生产方式，让工业强国拥有远胜于传统农业国家的决定性优势。
曾有人希望列宁用一句话来定义共产主义。他回答：“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没有电力、铁路、无线电，就不会有共产主义。所以，16世纪的俄国不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因为共产主义需要将信息及资源集中在一个枢纽上。要达到马克思所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就必须让距离遥远的各种产品都能够方便集中及分配，而且整个国家也要能够监控和协调国内所有的活动。
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因此能够针对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提出切中要点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创的想法，告诉众人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得利。为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主义打造了一个美丽新愿景，承诺以科技与经济为工具。于是，这成了史上第一个科技主义，也改变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础。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比起关于灵魂和来世的辩论，科技与经济结构问题远为重要，造成的分裂也更加严重。在20世纪下半叶，生产方式成了热议的主题，让人类几乎忘了自己的存在。即使是最严词批评马克思和列宁的人，也接受了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更仔细地思考科技和生产，而上帝和天堂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19世纪中叶，还很少有人如同马克思一样见识敏锐，因此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快速开始工业化。也就是这少数几个国家，征服了整个世界。大多数社会连发生了什么事都还不清楚，也就没搭上这班进步的列车。例如，达耶难陀的印度和马赫迪的苏丹，当时多半还是一心想着上帝，而非蒸汽机，于是遭到工业化英国的占领和剥削。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印度才终于取得重大进展，缩小了和英国之间在经济与地缘政治上的差距。至于苏丹，目前仍在远远的后方挣扎。
现在只要扫描人脑，就能在受测者自己有所感觉之前，预测他们会有什么欲望、做出什么决定。在一项此类实验中，请受试者躺进一台巨大的脑部扫描设备，两手各拿一只开关，随时就可以按下任何一个开关。科学家只要观察大脑神经活动，就能预测受试者会按哪个开关，而且甚至要比受试者自己更早感觉到想按开关。在人类感觉到自己做某项决定前，大脑已经启动了指示人类决定的神经，大约提前几百毫秒到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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