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台湾影视作品，很多人想起的是粉红色泡泡玛丽苏偶像剧，俊男靓女们用你造吗我宣你的嗲嗲口音上演着我爱你你不爱我的戏码。
近些年，台剧呈现爆发式变脸，开始聚焦现实，对于一些社会现象进行鲜血淋漓的深入剖析，佳作不断。
前几年的医疗推理剧《麻醉风暴》直指医患关系，层层揭露医疗体系黑暗内幕；去年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展现了高压应试教育下扭曲变形的家庭亲子关系；
今年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则是根据真实的随机杀人事件改编成扎实剧本，并运用犀利的影视语言，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实时热点的生命周期延长，探讨具体的社会事件对个体，对家庭，对社会造成的持续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剧中的凶手李晓明在台北戏院开枪随机射杀了9名观众，是以2014年的台北地铁郑捷无差别杀人案件为原型进行的剧情改编。
可怕凶杀案的发生，会激起公众一时的愤恨，会引发媒体一时的跟踪报道，随后就会被更新的热点稀释与替代。
卷在案件中的那些人，受害者，受害者家属，他们如何走出案件阴影？杀人犯，出于何种犯罪心理？杀人犯亲属承受了多大的谴责与压力？当凶杀案发生之后，社会上还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这些深受伤害的个体与家庭？
《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将这些身处仇恨与伤害中的人们后续的生活与精神状态，细腻客观地展现在荧幕上。
以正义为名的恶
对于杀人犯李晓明，无论他出于何种杀人动机，他的行为造成的结果触犯了法律，将九个家庭拖入深渊。
这样的杀人狂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还有律师为其辩护。
人们谴责律师为钱丢掉良知，甚至对他泼粪。殊不知，李晓明并不是剧中的王赦律师辩护的第一个杀人犯，王赦律师所接手的都是一些没有油水可捞、吃力不讨好的刑事案件。
王律师的目的不在于为罪犯洗白，而是保障他们接受法律公正的判决，以及查清楚这些无差别杀人案件背后的真相。
但是，站在受害者家属的立场，王律师的想法又显得很残忍。
对于受害者家属而言，真相重要吗？找出真相了，结果可以改变吗？找出原因了，他们的孩子就可以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吗？他们自己的家庭早已破碎，整个世界会不会改善，对他们而言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类都有自私的基因，刀不割在自己身上，不是自己流的血，怎样都无所谓。对于旁观者来说，因为事不关己，探寻真相就更没有多少意义了。
相比去尊重当事人去求证事实，公众也更乐意成为正义的代言人和审判官，沉浸在“你杀人犯罪，就是做恶，就是该死”的情绪中，自觉正义感爆棚，用死刑平息愤怒，惩罚罪犯。
但真正的恶因还是没能挖掘到，恶也没能制止，无差别杀人案件还是屡屡发生。
其实，和发泄愤怒相比，还原真相更加重要。每个案件发生时，需要一个冷静的人，能客观中立地查清真相，去探讨那些杀人凶手的动机，他到底是为什么杀人？在他生命发展的过程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从而避免与预防整个社会再次发生类似的恶性杀人事件。
为了平息民怨，用剧中王律师的话来说，“为了讨好公众与媒体”，简单粗暴地执行死刑，以暴制恶，看似无罪，甚至看似伸张了正义，也失去了一个可供研究与了解的对象，失去了探寻潜在恶因的机会。
死刑可以惩罚罪犯，却无法消除恶。
善是恶的反义词，却不是罪的反义词。与义愤填膺的公众、歇斯底里的受害者家属相比，圣父情结强烈的王律师一直在强调恶和罪的区别，罪是法律层面的界定，而恶可以由人随意解释的道德词语。善恶观念在于人心，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没有绝对的标准。被害者亲属的家庭破碎是一种不幸，杀人犯亲属也在承受另外一种不幸。
“养不教，父之过”，一人犯罪，全家连坐，李晓明锒铛入狱后，他在外面的家人成了众矢之的，民怨所在。
究竟什么样的家庭才会养出这样丧心病狂的杀人犯？不只是公众与媒体好奇，李晓明的家人也觉得困惑与无助，“没有父母愿意去花二十多年培养一个杀人犯”。李晓明的父母只是开档口卖面的生意人，一直过着安稳平静的生活 。在妹妹李晓文的记忆里，哥哥李晓明乐于助人，阳光开朗，与杀人犯李晓明完全是两个人。
被害者家属的上门寻仇，恐吓电话，街坊邻居的谩骂指点，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这一家人从此被生活踩在脚下。李晓明的父亲整日买醉酗酒，母亲则显示出女性在面对生活的击打与磋磨时，那种更强的韧性与忍耐力， 因为怕被人认出长期闷着口罩，脸部出现不同程度地过敏与红肿，鼓励一蹶不振的女儿晓文改名换姓，重新生活。
在对于杀人犯亲属的态度上，很多旁观者被自己的正义感动并煽动起他人对杀人犯亲属的偏见，网络喷子与键盘酸民随意的几句言论，也是在用恶意的刀刺向不幸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触碰法网，打着正义与善良的旗号肆意发泄情绪与偏见，但是与恶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甚至就只是指尖与键盘之间的距离。
媒体的恶之花
这部剧还着重展示了新闻媒体的工作环境与行业氛围，片头设计是用网络言论图片视频拼接出剧名——我们与恶的距离，旨在探讨在与恶的连结中，新闻媒体行业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新闻媒体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底线和流量热度之间该如何平衡。
剧中，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改名为李大芝后，新入职了一家媒体公司品味传媒，上司正是被害孩子之一的母亲宋乔安。
在这里，所有的媒体工作者遵循“要赢就要快”的行业规则，比如为了抢热点，还没查清事实真相就播放普吉岛爆炸事件的新闻干稿，造成公众恐慌，后来被证实只是捕风捉影，以讹传讹。
在这里，媒体人丢下了本应肩负起的事后探寻真相和谨慎传播的责任，投观众所好地带节奏炒热点，将闯入幼儿园拍电影的导演传成挟持儿童的精神病，并对恶性杀人事件的杀人犯家属、康复之家的精神病患者等本身已经不幸的弱势群体肆意污名化，加深了公众对于他们的偏见，从而导致他们无法被社会平等对待。
剧中，有一位儿子因遭受校园霸凌而精神失常的母亲在镜头前愤怒地质问媒体，“为什么不负责任地歪曲我儿子精神障碍的事实，而对他遭受校园霸凌的情况只字未提，要我儿子以后在社会上如何被平等对待？”随后几天，这对绝望跳海自杀的母子尸体被人在海边发现。
当媒体人沾沾自喜于独家报道带来了高收视率高点击率，实现了巨大的利益创收时，是否想到一些人的命运因此改变，一些家庭因此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台湾的轰动一时的绑匪杀人案件，台湾知名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遭绑匪劫持，当时多家媒体为了独家，为了热点，开着采访车在白冰冰家外24小时蹲点采访，弄得声势浩大，惊动绑匪撕票，最后年仅16岁的白晓燕被凌虐致死。在白晓燕的惨死案件中，媒体间接地变成帮凶，恶之花开得绚烂无比，就如李大芝在离职时怒斥全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的一句话：“你们新闻媒体杀的人并不比我哥少！”
当新闻媒体对于社会的功能性已经被这个行业中的无良者破坏，一些媒体人为了流量与热点曲解事实、推波助澜，改变舆论方向，媒体之恶亦会随之放大与传播，于受害者家属、于杀人犯家属、于公众、于社会皆有百害而无一利！
已故作家林清玄曾在其散文《温柔的一瞥》中指出文学家和新闻记者最大的不同是——
记者追踪事件，不论事件是何等残酷和血腥；文学家则是探触内心，在残酷与血腥的背后，保有温柔的一瞥。
其实，新闻媒体工作者在追踪报道社会事件时，更应该保有温柔的一瞥，更加谨慎、理性、温和使用手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END
最后想说的是，这部犯罪题材群像剧将复杂的社会事件清晰客观地呈现出来，反映出的现实社会更多是灰色，没有非黑即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对于身边的恶，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是正视，辨别与自我检点，而不是忽略或纵容——与恶同行，以求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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