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约瑟夫·柯尔玛斯著
阿沛·晋美译
一、序言
我们对西藏历史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唐代(618年-907年)汉藏关系--呈现在汉文的官方史书中的理解和认识，是基于大量丰富的史料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已经可以随意使用《新唐书》和《旧唐书》·《吐蕃传》的新旧两种译本，旧译本是S.W.布什尔的新译本是P伯希和的，所有的內容都是涉及唐代西藏历史和汉藏关系。由于新近出版的中国学者王忠对《新唐书·吐蕃传》所作的范围广泛的笺证，而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如果我们再加上藏学家们对吐蕃文献的翻译和研究，如J.巴柯(F.W托马斯和C.杜散协作)、A.H.弗兰克、B.I.库兹涅佐夫、李方桂、H.E黎吉生、G列里赫、F.W.托马斯、G.杜齐以及其他的人(L.皮特池、G.乌瑞、A.罗纳·达斯和V.A.拉契涅夫斯基)，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一时期西藏历史的发展以及它与汉地的关系的总的情况和一些特殊的形势勾画出一幅丰富多彩而又相当平衡的图画来。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说明公九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中唐蕃关系的全貌，我们必须在官方的汉文资料中加上著名的唐朝政治家和诗人白居易(772年—846年)起草的四封信，这是810年左右他以宪宗皇帝(806年—820年)和其他汉地官员的名义，写给四位吐蕃高级政府官员的。这些信件首先是有关正在讨论的陕西、甘肃一带的唐蕃边境问题，然后是有关签署一个新的唐蕃会盟盟约的问题(过去的盟约是783年签订的，新的盟约只是到821-822年才签订)，最后是一大堆次要的事情。本文的目的是要研究起草这些书信的历史环境，并且尽可能准确地提供一篇译文和注解。
当我们阅读下面的每一封信时，如果对它们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且把它们与其它的汉文资料如新旧唐书，或者《资治通鉴》、《唐会要》和《边裔典》相对照，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搞清这些信件的大致年代。这个年代大约是公元808年至810年之间。从白居易的传记中可以看出来，这一段时期，他先是从807年11月到811年4月在翰林院供职，后来出任左拾遗(从808年4月到810年5月)。在他出任翰林学士期间，要经常以皇帝的名义制定帝国的文件，请如制、敕、诏、书等，并且不断地以中央有时甚至以地方当局的名义起草来往的官方书信。在白居易的文集里我们发现了他在这一时期起草的成打的类似的文件，所有这些文件都是对白居易的从政的热情和他的政治活动的最雄辩的证明。至于他给各地君主的信一我们对这一部分尤其感到兴趣，除了下面我们将要分别谈到的致吐蕃当局的四封信之外，还可以在他的文集里找到致朝鲜（新罗）、缅甸（骠国）、南诏的君主和回纥可汗的信件。
然而，A.威利以及紧跟着他的E·弗菲尔等人错误地声称， 白居易在他的宦途中只给吐蕃当局写过三封信。当然，今天恐怕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白居易到底起草过多少封这类信件。然而，通过对他的选集中收集的与吐蕃当局的书信往来的研究，或者看一看专门收集唐代文件的一本书即《文苑英华》中白居易的那一部分，或者看一看《全唐文》，就可以清楚共有四封信，总计2， 100个汉字遗留至今。
据我所知，这四封信从未译成任何一种欧洲文字，也从未对其中的任何一封信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这也许就是研究唐代汉藏关系时对这些重要的文件未能充分发掘使用的一个原因。只有其中的三封信(按照我们的排列是第1、3、2三封)被A.威利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过研究，他还翻译过其中的某些段落。A.威利以后只有少数几位学者提到过这些书信，如P.戴密微、李方桂、王忠和E.弗菲尔。
上述书信很少受到注意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由于它们及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它们只是唐代汉地和西藏之间错综复杂的军事、政治关系中的一段插曲。但是，白居易的四封信的局限性可以立即被它们的至少两个巨大的优点所平衡，从而为对它们的专门性的研究提供充实的基础。首先，它们作为当时正在讨论的事件的历史资料而具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它们记载了相当丰富的十分有趣的细节，而后期的官方史书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够，实际上也没有记载这些细节。新旧唐书是在事情发生之后的150年至250年中描述公元九世纪初叶的唐蕃关系，因而它所记述的历史事实是极为简略的，当然也是不全面的，而白居易致吐蕃当局的信正相反，它们是在唐蕃边境争端正在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写的。况且，它们不是起草于一位不偏不倚的观察者之手，而是出于一位完全卷入整个事件之中并对此有极大兴趣的当事的政治家之手。因此，白居易书信的形式(当时用于外交通讯的语言和格式)，以及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对新的政治形势所负有的责任，使得这些书信充满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真实的气氛，并对某些重要的问题提供了最直接的见解。
白居易致吐蕃当局四封信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们显而易见的官方特色。正如我们将要在下面看到的，白居易起草的这些信或是以皇帝的名义，或是以政府高级官员的名义发出的。在这种情形下(而且鉴于白居易对朝廷的忠诚)，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所写的一切有关唐蕃边界争端和唐蕃间相互关系上的其它问题，都是完全代表官方意见的，而且与朝廷对吐蕃政策的意图和实施是完全一致的。分析唐朝对吐蕃的政策，不是本文的目的，不过通过白居易的信，我们对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了解。
因而，如果我试图对产生这四封信的总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环境作一番描述的话，我想它不仅是有趣的，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有益的。适当地丰富我们对白居易多方面的著作的了解一迄今他的诗歌要比他的公文出名得多一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了。
最后，我愿表示对范业本先生的感激之情，他从1963年在布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文学时起，就对我在翻译中文时所遇到困难给予了帮助。我还感谢他在特殊的问题上所给予我的许多宝贵的建议。当然，本书中仍可找到的缺点和错误只能由我一个人来负责。我还希望能够得到讲英语的读者们的宽容，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对于我来说，将一种外文翻译成另一种外文并不总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这一点上我愿表示对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约翰·拉斯特先生的感谢，他很快地把本文从头到尾校阅了一遍。
二、历史背景
安禄山的反叛及其在随后的年代里(755年以后)带来的各种后果，对唐代汉地造成了许多影响，除了国家政权的总的削弱和混乱以及国家经济的不可救药的衰落之外，另一个直接的政治后果就是从根本上削弱了汉地的中央政府曾经有效地行使的对北部、西北部和南部的广阔边疆地区的军事和行政上的管理与控制。安禄山反叛(因中原西部的邻居们的越来越频繁的入侵而愈益加剧)之后整个中原汉地陷入了军事上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局面，中央政府一度失去了对广大的边界省份陇右道及其东连的省份关内道的西部疆土的有效的控制。其结果是，唐朝在西部和西北部的边界，也就是与吐蕃和突厥相连的边界，一直向东移到凤翔(现在陕西境内的一个古老的城镇)附近，与唐代的首都长安只有一百英里左右的路程。西藏人征服了现在甘肃省的几乎全部属地。在《旧唐书》传196(上)，116页上，对安禄山反叛之后唐蕃边界的总的形势作了如下的描述：
“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旁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邵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
在同一个地方还指出，唐朝西南部(即今四川和云南北部)的剑南道的“西山”也丢给了西藏人。由此，因其空前的领土扩张而达到其民族历史上最光辉时期(赤松德赞王在位时期755-797)的西藏人，在随后的六、七十年间，成了中原汉地西部和西北部广阔领土上的新统治者。(直到九世纪中叶)。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文资料里引用一系列具体体的例子。比方说，在757年，西藏人已经侵入了陇右道的鄂州和岷州(廓州位于现青海化隆西部，岷州是现在的甘肃岷县)，以及剑南道的霸州(霸州位于今四川省四土的西北部)。在肃宗(756-762在位)的最后一年，西藏人占领了临州(今甘肃临洮)、洮州(州位于今甘肃临潭西面)、秦州(今甘肃秦安以北)、渭州(今甘肃陇西)(30)以及山南西道的成州(今甘肃成县，唐代的山南西道一直延伸到今天四川的东部和东北部)。
763年秋天，在侵入关内道的泛州(今甘肃泾川以北)以及京畿道的那州(今陕西邱县，京畿道是733年在关内道的属地上设置的，包括整个的首都长安地区及今陕西的南部地区)以后，吐蕃人长驱直入，拿下了长安。在经过十五天的不很成功的占领之后，他们向西撤退了，把凤翔围困了几天，还侵入了原州(原州是今甘肃之固原一固原现在宁夏境内，译者)、会州(今甘肃中卫西南一中卫现在宁夏境内，译者)并再次占领成州和渭州(这个渭州大概是今天甘肃的隆德，参看本文注，王忠认为它是指陇西--隆德现在宁夏境内，译者)。
吐蕃对邠州的进攻，尤其是对奉天(今陕西乾县)地区的进攻反复了好几次，一次是在764年(在同一年，北方的凉州，即今日之甘肃武威，也落入西藏人之手)，一次是765年。这一年，随着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奉天发生的新的战事，皇帝决定御驾亲征，朝廷官员们的坐骑也被征用了，在首都到处设有团练。
在随后的几年里(767年和768年)，吐蕃军队的进攻方向一面指向灵州(今甘肃灵武以南一灵武现在宁夏境内，译者)和位于长城以北(应为以南，译者)的武州(今甘肃同心之近邻——同心现在宁夏境内，译者)，另一面指向南方的西川(今成都邻近地区)。由于吐蕃军队在这些年中的不间断的入侵，迫使朝廷采取特殊的措施，以加强保卫分散在唐蕃两军对阵线上的唐军堡垒。唐朝文献提到过768年--769年的这些议案措施，尤其是774年颁布的一项特别帝国法令。
尽管在随后的年代里很少有完全摆脱吐蕃的侵入和袭扰的时候，但是他们的力量在逐渐的减弱。到780年左右，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唐蕃关系有好转的迹象，双方在这个时候都因连年不断的交战而明显地感到精疲力尽了。在唐蕃对阵线上停止这种袭扰并且恢复往日的和平和友好，这种愿望早在前几年就时有表达如在762年、766年、768年、769年、772年和774年，然而总的来说都是不成功的。只有779年的措施显得稍微长久一点。在这一年，根据汉文资料的记载，唐朝和吐蕃第一次交换俘虏，他们对待俘虏也变得更加人道了，而且从这时起，双方互派和平使节也成了一项定期的事务了。
780年以后双方不断加强外交活动的最终目的，是缔结一项结盟条约以结束双方长达二十多年的武装对時行动，恢复和平与安定，并且重新划定共同边界线。在这一方面的双边会谈已经得到长足的进展，以致于到781年-782年时双方，都开始在他们的官方信件中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边界主张。到782年，已就举行边界会谈的仪式的时间和地点达成了协议，约双方最终选定下一年的第一个月的十五号(即公元783年2月20日)为会盟日，地点在秦州的清水地区(今甘肃清水县)，这是在吐蕃方面的实际边界线以内。双方的会盟代表亦被指定，他们是唐朝方面的成右道总督(成右节度使一译者)张缝和吐蕃方面的“宰相”尚结赞。《旧唐书》中详细地描述了结盟双方在仪式上发誓结盟的情形。
有关唐蕃边界的问题(这当然不是现代概念中的边界划分法)，在清水会盟中是这样写的：
“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等峡西口(32)，晚州西(今陕西陇县)至清水县，凤州西(今陕西凤县)至同谷县(成州，今甘肃成县)，暨剑南西川大渡水东为汉界。”
“蕃国守镇在兰(兰州，今甘肃省会)、滑(滑州，即陇西)、原(原州，今宁夏固原)、会(会州，今宁夏中卫)，西至临洮(临州及州)；又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
“其黃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戈壁的南郊，汉语中现称作大「沙」漠），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
其结尾部分，又就下列规定达成了协议；
“盟文有所不载者，著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
尽管783年的清水会盟是汉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事实上这是双方签订的第一个同类的条约，根据当时盛行的习惯，要举行两次仪式，先是在吐蕃方面的共同边界线上，然后是同年七月—783年8至9月份，在唐朝边界线內)，但是正如下面的事实所显示的，双方所寻求的长久的和平和友好的关系这一真正的目标，还很明显没有达到。
786年，唐蕃之间又发生了战争，吐蕃军队侵入了泾州、陇州、邠州和宁州(今甘肃宁县)，掠走人畜，毁坏庄稼。随后又有进一步的入侵，如788年(这一年吐蕃人又进入了泾、邠、宁、庆--今甘肃庆阳等州，以及鄜州--今陕西郡县，即富县)；792年(他们侵入了灵州城，把百姓和牲畜都赶跑)；同一年唐朝与吐蕃军队在山南西道进行了一场恶战；796年(这一年吐蕃军队又恢复了对庆州的进攻)；801年(吐蕃拿下了灵州，杀死了该城的总督，拆除城墙，携杀百姓)，等等。
比起上述所有事件来，下面的两件事意义更加重大，因而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地加以叙述。此二事是吐蕃在786年至787年对盐州和夏州的占领，以及787年所谓的“平凉劫盟”。
盐州(今甘肃华池以北)和夏州(今陕西横山以西)两州都位于黄河大转弯的地域之内，同于786年至787年间落入吐蕃人之手。吐蕃人在这两座城里各驻屯着一千人的军队，在此之后不久，即787年春天，唐朝政府派遣使臣崔前往吐蕃，强烈反对吐蕃当局派遣军队侵占两州。事实上，吐蕃对盐州和夏州的占领是对清水会盟的公开的背弃。(根据盟约精神，盐州和夏州均在唐蕃边界的唐一侧)但是吐蕃方面则辩解说，他们由于没有得到唐朝方面曾经许诺过的因吐蕃协助唐朝平定朱泚叛军而答应给予的报酬，因而占领了这两个州。不过，吐蕃方面的发言人(还是那个于783年签订清水会盟的尚结赞)告诉唐朝使者说，如果唐朝方面愿意举行一个新的结盟仪式以巩固双方的友谊，那么吐蕃方面就可以放弃这两个州。
平凉事件是在下述形势下发生的：清水会盟后的不安定的四年里，尤其是在发生了益州和夏州的事件以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举行新的会谈以恢复清水盟约的效力，并且，如果必要的话，重新明确边界问题的某些条款。起初这一切都是准备在清水举行，后来会谈双方决定将仪式改在平凉河谷举行，那里四面开阔，有很多优点。(平凉位于泾州附近，在行政上它也隶属于泾州)盟誓的日子定在787年的五月十五(公历六月五日)。会谈举行以后，吐蕃方面再次借口仍未得到为平定朱泚之乱而提供的武力支援的报酬，出人意外地袭击了唐朝方面的会谈代表，有些人当场被杀，有一些人(总数为六十人)被擒。被俘者们(其中包括郑叔矩和路泌；此二人我们将在讨论白居易的第一、二封信时详细加以介绍)，全部被解往西方监禁。
平凉劫盟导致了唐蕃之间相互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二十年。除了前面已经叙述过的诸多事件之外，平凉劫盟之后唐蕃边境上发生的事端，有与白居易的信件内容有关的秦州、原州和安乐州的问题。
秦州早在762年就被吐蕃占据。原州是763年占领的，而这次占领是得到清水会盟的明确承认的。787年，吐蕃军队重修了原州的城墙，并在城中建了强大的堡垒。安乐州建在今甘肃中卫县(应为宁夏一译者)。所有这三个州都位于唐蕃边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段上(尤其是秦州，正好处于首都长安到新疆的交通要冲地带)。吐蕃军队对它们的占领，构成了对唐朝的长久的威胁。然而，唐朝于九世纪初叶首次提出的归还三州的要求，如果没有804年以及随后几年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地为吐蕃方面接受。
在吐蕃，804年牟尼赞普(797-804在位)死，他的儿子赛那累(804-817在位)继位。同一时期，唐朝的皇位也空缺了两次。805年，德宗皇帝(780-805在位)死，皇位由顺宗(805年)继承了六个月，顺宗退位后宪宗继位(805-820在位)。每次出现这种事情，双方总要交换一些官方使节--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前来凭吊故王的，有的则是前来通报新皇帝的继位的，等等--并且总要对战俘实行一次大赦。这种相互尊重和谅解的表示对逐步消除双方间原有的敌对情绪起了积极的效果。到810年，吐蕃方面准备放弃这三个重要的州，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变化了的局面产生的结果。
在这一特别时期将发展唐蕃关系当作首要大事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来自回纥的不断增加的军事威胁。808年，回纥甚至企图向北面和东北方向进军，把吐蕃赶出陇右道(包括凉州城)。因为局势的变化，吐蕃几次企图与唐朝结盟以对付回纥的威胁。寻求一个新的盟邦——唐朝，其代价很自然就是立即结束对它的领土的侵扰，并且对其它所有有争议的同题持一种和解的姿态，包括归还唐朝的三个州。我们只有将这一新的发展记在心中，才能懂得为什么吐蕃的使臣在810年与唐朝大臣杜佑会谈时提出他的政府愿意将秦、凉、安乐三州的领土归还给唐朝。
在这一时期对恢复唐蕃友好关系有很大影响的最后一个，当然不是最小的一个因素，大概是九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中开始的会谈是要签订一项唐蕃结盟的条约，这一条约准备替代783年的那个老条约，同时结束787年在平凉企图恢复清水盟约的效力的不成功的计划。唐朝方面在会谈预备期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修正783年的老条约明确规定的与吐蕃的边界线，并特别提出要求归还秦、原、安乐三州。吐蕃人所受到的军事上的压力和他们寻求与唐朝结盟的要求，给唐人以盼望已久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发挥全部能力，不仅是在上述三州的问题上，而且也在其它的发生在共同边界线上有争议的问题上，为他们自己谋利益。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九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中唐蕃边境形势的特点是停止了公开的敌对活动，每一方都郑重其事地准备消除过去的误解。这样一来，又为更加经常和更有成果地互派使节并且进行更加富有建设性的双边会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上面叙述的历史背景以及九世纪初叶唐蕃关系上的总的政治气氛形成了白居易致吐蕃当局四封信的社会环境，它们的实际内容不仅证实了上述事件，而且还提供了许多非常有题的细节。
三、白居易致吐蕃当局的四封信
白居易致吐蕃当局的四封信，根据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它们的目的，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这种划分法与白居易文集和全唐文上的排列略有不同，从严格的史学观点来看，应将这些信按下列次序排列：3-1-2-4，或者3-1-4-2。
第一部分是白居易以宪宗皇帝的名义写给当时吐蕃政府的两位高级官员“宰相”贝吉允丹(即所谓的“钵阐布”或“贝钦波”)和大将尚赤松结(尚绮心儿)的两封信(按我们的排列是第一、二封信)。这两封信分别写809年和810年，主要内容都是关于要求归还吐蕃占领的秦、原、安乐三州问题，以及作为缔结唐蕃结盟条约的先决条件的划定新的边界的问题。它还建议新条约的细节首先要与甘肃前线的唐剪军队主帅达成协议。最后，白居易还提到了两个唐朝使者的问题，他们是787年在吐蕃失踪的郑叔矩和路泌，自那时起一直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在信中，他要求将他们送回唐朝，不管是死是活。
第二部分是白居易以唐朝两个西北边疆地区的军事总督，朱忠亮和王悠的名义分别写给吐蕃方面对等的官员节度伦和赞勃藏的两封信(按我们的排列是第三、四封信)。这两封信分别写于808年和810年，其中提到的多是些琐碎的事情，如有关部分唐古特人的入侵事件，吐蕃帮助唐军围剿当地的部分土匪的事情，以及一大堆次要的事件和唐蕃边境的令人不安的事态(例如点燃烽火，越过边界，建立一条防御线，等等，不一而足)。
附录：
白居易致吐蕃宰相钵阐布敕书
白居易致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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