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十字军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延续几个世纪，深刻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历史。除了积极领取十字、加入运动的欧洲各国贵族和国王之外，骑士团也成为名噪一时的军事力量。
在三大骑士团中，条顿骑士团成立得最晚，但它的军事活动却非常多，活动范围广，离开了十字军运动的主战场耶路撒冷，却在普鲁士、立窝尼亚、立陶宛、波兰等地频繁作战，延续时间也比较长，在彻底世俗化为世俗政权效忠之后，才真正结束自己的时代。
条顿骑士团的历史是漫长而复杂的，尤其是它的军事活动深度参与了波兰、立陶宛、罗斯等东欧地区国家的政治纷争，各方历史记录说法不一，很难理清。专攻条顿骑士团的学者威廉·厄本以审慎客观的态度，用详实的引证与论述，在《条顿骑士团》中还原了条顿骑士团的整个历史。
条顿骑士团全称为“耶路撒冷圣玛利亚医院德意志兄弟骑士团”，是由德意志贵族创建的军事修会，也是应十字军运动需要而产生的特定历史产物。
它的最初使命是为保卫圣地的城堡，正如威廉·厄本所说：“军事修会满足了实践、宗教和心理的需求，并且非常适合在几次大规模十字军远征活动之间漫长、沉闷而危险的时期为圣地的各座城堡提供驻防”。
条顿骑士团自成立之初就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但不应忽略它世俗的一面。它既是宗教组织也是政治组织。实际上，它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思想和利益水乳交融，无法割离。
条顿骑士团《法规》中的集体祷文，就反映了把宗教和世俗内容混合在一起的思想。骑士们参加十字军远征的动机也是五花八门，世俗的动机往往与理想主义和宗教热忱混合在一起。
“十字军本质上是推动基督教扩张的手段”，而条顿骑士团“将宗教虔诚与对政治谋划的热衷、好战与对狩猎、美食和娱乐的喜爱结合在一起，这表明了人性的复杂，而不是单纯”。
理解了这种混合性质，就能理解骑士团在自我定位上的变化。那么，骑士团的军事活动从最初的保卫圣地，变为在普鲁士、立窝尼亚、波兰和立陶宛等地作战，也就顺理成章。
在后期条顿骑士团生存状态愈加艰难的时候，在任大团长曾经试图“纠正骑士团地位的根本缺陷，正是这种缺陷让普鲁士遭受了一个世纪的外敌入侵和内乱，其症结在于骑士团的世俗职责和宗教职责被笨拙地混合在一起，让它的角色比一个宗教修会更大，却不足以发挥一个主权国家的功能”。
宗教修会以上，主权国家未满，条顿骑士团这种混合状态曾经在恰当的历史时期令它风生水起，也在过后令它举步维艰。而条顿骑士团最终的彻底世俗化，也只是它的使命和价值消失后的必然历史结局。
在《条顿骑士团》中，威廉·厄本花了较大篇幅详细叙述了“坦能堡战役”。
坦能堡战役是条顿骑士团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点。在这场战役中，条顿骑士团的武装人员损失了一半以上，最高层领导几乎全部阵亡，包括大团长、总军务官、总司令、总财务官和200名骑士，可谓伤筋动骨。
虽然坦能堡战役并没有直接让条顿骑士团覆灭，但其后维持大量雇佣兵和随时准备作战的消耗最终耗尽了骑士团的经济资源。
坦能堡战役固然重要，但导致威廉·厄本花费这么多篇幅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是让威廉·厄本感兴趣和困惑的地方，在于交战双方对这场战役描述的矛盾重重。
为了拨开历史的迷雾，威廉·厄本不得不谨慎分析和甄别双方的历史资料，并参照不同记录互相验证，努力剔除掺杂在事实之中的误解和夸大的内容，最终得以详细叙述整个战役的真实过程，并对各方决策、行动进行客观评价。
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材料上的记述差异巨大还可以理解，毕竟双方书写之人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那么现代历史学家对坦能堡战役及其后续事件的观点都互相矛盾，就令人困惑了。
威廉·厄本直击要害，“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各种阐释更多的是反映了民族利益而不是事实”。
该怎样看待和书写历史，这是威廉·厄本所看重的。至少，威廉·厄本本人保持了审慎客观的态度。
在《条顿骑士团》中，威廉·厄本始终保持客观书写、真实全面还原历史事实，没有单方面夸大条顿骑士团在宗教意义上的成就，也没有过度批判条顿骑士团在世俗政治方面的深度参与。
对于常见的历史上的记录和评价，威廉·厄本也随时纠正其偏颇之处。比如对冰湖战役和坦能堡战役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的夸大，威廉·厄本都以事实为基础予以说明。
威廉·厄本也反对部分现代人把中世纪人或当成圣人或看作骗子的极端简化的印象，他认为，“历史不只是对于受害者的认定， 也不只是对英雄的表彰”。他会综合历史资料来看，给出客观评价，“条顿骑士不是圣人，但也不是恶魔的化身”。
西方谚语说，审慎算得上勇气的一大半。尽管历史和人性都极其复杂，但威廉·厄本仍然以审慎的态度，勇于追溯真相、客观评价。在这方面，历史学家们尤其任重道远，“历史远超过历史学家所能书写的范围，但历史学家必须尽其所能”。
2020.08.23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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