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帮扶村村部档案室里，那些书乱七八糟的搁在两个大书柜里。大书柜分有五层，每一层都有两行书排着，紧紧挤挤地挨着，少说也应该有一千册的书。靠里面那排的书的书骨脊朝里，根本看不见书名，外面一排书骨脊是朝外了，但巅巅倒倒乱放着。看着眼前的这些书，我竟然有一种莫名奇妙地难过。
有些书从没有人翻开过，还有一些书连包封的塑料膜都还完好无损的，还没有开封过。看着书封面页上那一个个的作者们，我又莫名其妙的心痛起来。
这些书都是有一些有爱心单位，赠送给农村"农家书屋"的。
之前，这些书是放在村部阅览室兼食堂的。这次，是因为挂了一个"警务室"的牌子，被移到档案室了。
为帮扶工作，我到过村部无数次，但也从没有关注个这些书，也从没有见谁在此翻动过、阅读过这书。每次都是来去匆匆。那么，附近的村民会有人来村部阅读么？我真不敢想象。
这次，也是唯一一次，我翻看了这些书籍。书的种类挺多的，有种养植的、有育儿的、有裁缝的、针织的、有文学的……我随便翻了几本文学类的书，几乎都是新的，还有印刷味儿。
突然发现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一书，正是我想看的，赶紧地把它抽出来。靠书桌坐下，正想打来看。一同事过来叫上二楼学习，我顺手就把书装进包里，也想着在学习中偷摸看一下。是单位局长入帮扶村开展二十大宣讲学习活动，有附近村民和村干部已在前面坐好，帮扶人员参与。 其实，也只是大概讲了一些大框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说后面还有一个会等着开呢。是公安关于民族资产解冻的会议。
说真的，我是有意偷拿《我们仨》这一书了。不忍心一本我喜欢的书就那么的随意放在档案室，无人关注。 这书，兴许还是我第一个打开来看呢，还崭新新的。虽书骨脊上标记是2019年收入的。
杨绛先生在此书里说的一句话:最难管的是嘴巴。
的确，我忍不住把我偷书的事，说出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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