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1886年冬，两朝帝师翁同龢，在街上看到一个衣着破旧的男孩在卖春联，一问之下，对联竟是孩子所写，翁同龢大惊：“小小年纪，竟自成一家，日后必将大魁天下也”。男孩听后，对这个毫不相识的老者拱拱手，并未言语。

翁同龢哪里知道，这个15岁的农村男孩，5年前写的春联在当地集市上就已经非常抢手；更不知道的是，因为出身不好，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谈何大魁天下（中状元）？

原来，这个叫刘春霖孩子，不仅自小过目成诵，并无师自通地能写一手好字。正是因为太优秀，而遭到家世较好的其他学生嫉妒。

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要求，考秀才需要廪生（老秀才）担保才能考。

排挤他的考生们，买通了当地的廪生胡光签，让他联合其他廪生，以刘春霖父母是皂隶（曾务农）和仆人为由，不得为其当保。

所以，此时的刘春霖，没有了考秀才的前提条件——担保人。

无权无势的刘春霖，只能等着奇迹降临。

或许是人间自有公义在，或许是刘春霖运气好，当地一个姓解的老廪生听说了这件事后，颇为义愤，毅然出面为刘春霖担了保。

就这样，刘春霖一举考中秀才，这一年是1887年，他16岁。

此后，刘春霖高歌猛进，25岁拔贡，30岁中举。

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特增加一次会试，时称“甲辰恩科”。各省的举人齐集京城，刘春霖当然也参加了。

然而，他遇到了强劲的对手，论书法，有谭延闿；论文采，有朱汝珍，阅卷大臣们共同商议后，刘春霖会试成绩排在第三名。

这一刻，刘春霖再次演绎了一出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从底层到尖顶的“科举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是，两朝帝师翁同龢当年的预判显然出现了偏差：按常理，刘春霖中状元可能性很小了！

众所周知，此时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皇帝还被囚禁于瀛台，状元花落谁家决定权在慈禧手上。

于是，一连串 “天时地利”的奇妙组合与刘春霖联系在了一起。

原本殿试大臣们认为，慈禧会在第一名谭延闿和第二名朱汝珍中间选取状元。

哪曾想，当慈禧要下笔圈谭延闿名字时，发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且又姓谭，这让她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人士谭嗣同。

于是，触发不良联想的慈禧把目光转向了第二名朱汝珍。

可慈禧阅完朱汝珍试卷后，不仅从姓氏上联想到朱明皇朝，又从名字中的“珍”字弯到被自己逼死的珍妃，再从籍贯广东钩上粤地的洪秀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乱党”。

神经敏感的慈禧从内心对朱汝珍三字产生隐痛与厌恶，将其卷弃之一旁，再去翻看其他卷子，当看到刘春霖试卷，不禁为之一喜。

一则刘春霖书法娟秀文章亦优；二则姓名吉祥，含有“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意；三则籍贯“肃宁”也十分恰合时需，“肃清”那些康孙之徒、普天“安宁”，多好啊！

风雨飘摇的晚清末年，严重迷信的慈禧从刘春霖的姓名与籍贯中嗅出了吉利之兆，于是选中刘春霖为头名状元。

当然，慈禧圈下刘春霖名字时，为了表明自己一心为国的公心，慈禧说：科举制即将结束，庚子之乱祸在北方，最后取个北方状元，以安人心。

就这样，在众多缘因际会下，刘春霖成为了甲辰科状元，他自己根本不知道，除了书法和文采，自己的姓名与籍贯会这样帮了大忙。

第二年，1905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盛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戛然落幕。

而科举制的废除，让刘春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后来，他自嘲，说自己是“第一人中最后人”。

当然，刘春霖一生也从未辱没过“状元”的身份。

刘春霖状元及第后，援例授翰林院修撰，旋被派往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

1907年回国后，清末民初主要供职于教育界，政治态度相对超脱，两次代表总统徐世昌到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再度名噪一时。

“九一八”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曾以溥仪名义邀其出山，许以伪满洲国教育部部长，刘春霖明确回答：“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断然予以拒绝。

七七事变后，昔日同科进士、留日同学，伪华北政务委员长王揖唐，先派员后亲自出马，再三邀请刘春霖出任北平市长，遭到怒斥。

王揖唐恼羞成怒，派兵查抄其家，将刘春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刘春霖全家赶出宅门流落街头。

后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以重金赎回书画，发还财物。

遭此摧残，原本就有心脏病的刘春霖，病情日重，于 1944年（一说1942年）死于心脏病猝发。

后记：刘春霖博学多才，在古文字学、史学与金石学等方面造诣较深，时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的说法。

爱书如宝嗜书如癖，私人藏书达万册，但他从不吝啬赞助兴学，捐资赠书。

晚年尽管生活潦倒，屡遭威逼，仍能保持民族气节，以写字卖文为生。

应该说，抚其一生，尤其是经历了抗战的严峻考验，刘春霖确实做到了他自己所言：“平生志不在温饱”、“不崇高位崇高行”两点，保持了中国士子应有之脊梁，殊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