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问题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基础的部分，因此，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增长，一直是核心的国家战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和地缘政治大国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保持粮食的基本自给、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足够的自给能力，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前提，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与保障。
然而，对于如何保持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如何保持我国基于粮食安全的国家安全，目前在决策层面和学术层面都有不同的探讨，观点并不一致。这里面有一个短期视角和长期视角的差异问题，这种差异导致大家的大判断往往存在分歧。从短期视角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一直比较平稳，连续很多年的粮食丰收已经让很多国人感觉粮食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因此学术界无须讨论什么“粮食问题”，也不用担心粮食自给率和粮食安全的问题。这种短期视角的判断往往容易使我们放松对粮食问题和农业问题的警惕，误以为对农业和粮食问题的深入讨论都是杞人忧天。然而中国农业和粮食问题如果从长期视角来看，就没有那么简单。通过统计数字，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在逐年上升，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主粮进口也在悄悄地逐渐上升，这就发出了一个比较令人警惕的信号。同时，如果我们仍然以短期的纯粹产量的视角来看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问题，就未免把这个问题“故意”地简单化了。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中，“产量”并不是衡量一个产业竞争力的唯一重要的指标，甚至“产量”本身成为一个相对次要的衡量竞争力的指标，即使产量再高，如果卖不出去，在市场上难以实现其交换价值，我们的“高产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的粮食市场和农业和市场已经完全全球化了，这个事实，也许是影响中国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的最大的事实。每一个粮食供应商和每一个粮食需求者，都面临着一个“全球化了的”市场，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就是一个最好的市场供求的指示器，每一个粮食供应商和每一个粮食需求者都按照这个指示器去行动。即使你产量再高，如果在价格和质量上没有全球的竞争力，那么你的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就难以实现市场价值，因为没有任何厂商愿意购买你的粮食和农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丰收”仅仅意味着你的库存的增加，而不意味着你的市场价值的增加；即使本国消费者和粮食需求者也难以消费和享有本国的那些“丰收”的农产品，因为这些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我们只能看着这些“丰收”的粮食不断囤积在仓库中，而去购买那些更具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不能以“皇帝的新装”的姿态故意装作看不到这个现实，从而安于我国连续数年的“丰收”的现状而不思变革。那么，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从比较粗浅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的问题，主要出在生产方式上。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比较低，附加值低，但成本很高，因此竞争力低。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虽然从“量”上来说并不少，但是“质”不高，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什么比较优势。农业科技的应用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程度比较低，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比较低，科学技术和现代机械在农业生产增值中的作用比较小，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大部分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是低质量的生产，是低附加值的生产，这种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导致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尚处于幼稚阶段，尚属于低效农业，而不是高效农业。而且由于生产方式原始，因此农业的生态化反而受到极大的制约，不合理地施用农药和过量施用花费导致农业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壤和水）的质量逐年下降，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要素危机甚至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然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生产方式的原始和落后实际上背后折射出生产关系的落后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适应。为什么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的质量不高？为什么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机械以及生态农业方法在我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中的应用程度低？为什么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状态？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所依赖的生产关系是相对落后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体制（也就是生产关系）相对于全球化农业市场竞争的要求和我国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要求而言，是落后的。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业机械的大规模运用，在一个小农为主的生产关系中是难以实现的，无论我们的农业科技推广部门如何鼓励小农户应用新的农业技术，无论国家改造传统小农耕作技术的努力是多么真诚，这种愿望仍然是无法实现的。这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生产关系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这就提出来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系”的问题。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地区差异性极大，因此我们很难简单地、整齐划一地“设计出”一套这样的农业经济体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一般的趋势方面，从长远的发展战略层面，指出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系”的一般特点和一般规律。我想，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系”首先必须是一个在全球化农业市场竞争中具备竞争能力的农业经济体系，必须是一个能够装备较高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农业经济体系，必须是一个能够保障我国基本粮食安全和农业安全的农业经济体系，必须是一个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农业经济体系，必须是一个能够使我国农业生产从粗放低质状态转变到集约高质状态的农业经济体系，必须是一个能够应对日益突出的农业生态压力和环境压力从而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农业经济体系，从而这种农业经济体系必须是一个能够突破小农经济的制约而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体系。而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或者经济体制）能够支撑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系”呢？或者说，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可以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呢？我想，在中国，只有农垦体系能够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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