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学者【叶德辉】

第六章第九节

“其人固不可取，其学实有可传”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亦作奂份、奂彬），号直山、直心，又署郋园，时称“郋园老人”、“丽廔主人”，因幼时患过天花，留下满脸疤痕，故人称“叶麻子”。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其父叶雨村于太平天国时迁居湖南长沙，后以湘潭为籍，叶德辉为晚清著名学者。

叶德辉八岁入小学，攻读《四书》、《说文》、《资治通鉴》、《五朝名臣言行录》等，十七岁就读于岳麓书院，光绪十一年（1885年）乡试中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两年后返乡家居。此后专门从事经学、小学研究，兼及藏书、校书、刻书诸事，并以著书、藏书、刻书为乐。

叶德辉在经、史、子、集等方面著述丰富，据李肖聃的《湘学略》记载：“所著书于经有：

《周礼郑注改字考》六卷、
《仪礼郑注改字考》十七卷、《礼部郑注改字考》二十卷、《春秋三传地名异文考》六卷、《春秋三传人名异文考》六卷、《经学通诂附经学绪言》六卷、《孝经述义》三卷、
《天文本论语校勘记》一卷、《孟子刘熙注》一卷；
于小学有《六书古微》十卷、
《同声假借字考》二卷、
《释人疏证》二卷、
《说文读若考》八卷、
《说文籀文考证》二卷；
于子有《辑傅子》三卷、
《订误》一卷、
《鬻子》二卷、
《孙柔之瑞应图记》一卷、
《淮南万毕术》一卷、
《星命真原》十卷；
于史有《隋书经籍志考证》六卷、
《汉律疏证》六卷、
《辑山公启事》一卷、
《山公轶事》一卷、
《宋赵忠定奏议别录》八卷、《宋绍兴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证》二卷、
《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二十卷、
《观古堂藏书目录》四卷、
《郋园读书志》十卷、
《书林清话》十卷、
《书林余话》二卷、
《藏书十约》一卷；
于集有《古泉杂志》四卷、
《消夏百一诗》二卷、
《观书百咏》四卷、
《和金桧门观剧绝句》一卷、《昆仑百咏》二卷、
《南游集》一卷、
《书空集》一卷、
《岁寒集》一卷、
《汉上集》一卷、
《于京集》一卷、
《还吴集》四卷、
《北征集》四卷、
《浮湘集》一卷、
《山居文录》四卷、
《北游文存》二卷、
《翼教丛编》六卷、
《觉迷要录》四卷、
《轩今语评》二卷；
其所刻观古堂丽廔丛书书目丛刊又都几百卷，贤子启倬总为郋园全书。”

叶德辉精研学术，无不贯通，在经学、史学、藏书学、版本目录学、刻书学、校勘辑佚学等方面，卓有成就，令人瞩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已故学者杨树达说叶德辉于经学能驰贯众家，追迹段（玉裁）、王（筠），自标独得。到了晚年又一心研究文字学，熟谙众家史籀；他精通目录版本学，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赝，他都一清二楚，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对于子部书，他能深研星命，推本汉师，能游心艺术，对书画、古币研究精深。其于诗文，早年攻俪体，壮年崇尚古文，其诗作为一时绝响。因此，杨树达得出结论：“其博洽渊如西庄（王鸣盛），逊其专诣，信学林之伟业，旷代之鸿儒也。”（《郋园先生全书·序》）然而，叶德辉为人处世往往顽固保守，恃才傲物，死守传统而抵制新鲜事物，常遭人非议。史学家谢国桢在《丛书刊刻源流考》一文评价：“叶氏为湖南土豪，出入公门，鱼肉乡里，……论其人实无可取，然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别具独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著名学者杨伯峻也是这样评价的：“其人固不可取，其学实有可传。”在此，笔者无意于叶德辉为人处世之是非曲直，重点对其学术思想、学术特色予以评述。

一、“颇尚汉学而独崇朱子”的学术路径

叶德辉北游京师之时，儒学大师陈醴之汉宋调和说在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叶德辉对此也是“朝夕研求，觉其书平实贯通，无乾嘉诸君嚣陵气习，始知盛名之下，公道在人；众口交推，良非虚溢”（《郋园论学书札》）。可见，叶德辉对待汉、宋学派不拘泥于门户家法，而主张兼收并蓄。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叶德辉遵循的是汉学路径，所谓“非识字无以通经，非通经无以治群言之庞杂，使归于雅正；顾非兼览博涉，又无以穷经之流。故自知学，即恒以《说文解字》及《四库全书提要》二书自随”（《郋园先生传》）强调通经必先识字，强调古籍目录版本的意义，都是汉学所主张的。另一方面，叶德辉自幼接受理学的教育，以日读《资治通鉴》与《名臣言行录》为功课；加上在以理学为正统的岳麓书院就读，崇奉朱子亦是他的主张，因此，叶德辉不主张汉宋之争，也不以汉、宋学自限。
然而，对于所谓“汉宋调和”论，叶德辉却表示非议，而提出“尚汉学崇朱子”的主张。叶德辉的老师徐仁铸写信要叶德辉远师顾炎武、近法陈醴。叶德辉却认为陈醴之汉宋调和是和稀泥的做法，混淆了是非，他说：“吾生平颇尚汉学，而独崇朱子，然非曾文正、陈醴调人之说，所谓汉宋兼采者，则以朱子自有真是之处，在学者之探求，不在口说之争辨耳。”（《经学通诰》卷一）因此，对陈醴的汉宋调和进行了反驳。

第一，认为性与天道，圣人不可得而闻，本非汉儒所究心所擅长，何必非要在汉儒言说中寻找宋学义理。宋人的义理之说，原亦有虚有实，实者入理，虚者如禅。朱子之学实，陆子之学虚。性理之说，高明者与释氏离合在毫发之间，卑陋者乃以语录空谈导天下之人以不学。故自己“于宋学独重朱子”，“于朱子之学，尤重实践”（《郋园论学书札》）。在他看来，宋学并非仅言性命，若仅言性命，即使是周、程、张氏，也会流入异端。朱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针对性命之说的弊端，“救之以主敬，辅之以读书”。因此，朱子之学，不仅与陆子有异，亦与周、程、张有异。这里不仅否定了汉儒言义理的说法，而且对宋儒义理本身作了分辨，认为值得倡导的宋儒义理并非性命之说，而是朱子一派务实的义理。

第二，对于宋学本身，甚至对于朱子的经学，也有非议。叶德辉说：“宋元人解经，偏于义理；又好发为空论，于群经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皆无所研求。”他对于清代纳兰性德汇刻的《通志堂经解》中宋学家经解提出批评，认为“精者不及十种”，同时，也不满于《通志堂经解》的采择标准。在叶德辉看来，宋代经学不应以朱子一派为唯一标准，《朱子全书》于小学一类颇有体验，其他读书之法，亦一一守其大纲；“惟疑经非传之言，不敢引申而推衍”，批判朱子集结四书、集注四书，认为“《大学》、《中庸》皆《礼记》之一篇，不当析出，反致郑注沉晦”（《郋园学行记》）。

第三，主张学可兼通，不可强合。

汉宋之学，各有其是非，也各有其长短，对此，学者可求兼通，不可强合。所谓兼通，就是以汉学家方法治汉学，以宋学家方法治宋学，而不是在宋学中寻训诂，在汉学中寻义理。汉、宋之学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对待学术应是其是，非其非。各去其短，各就其长，以治汉、宋两学，而强合则是抹杀区别。叶德辉认为，凡事有调停之见，必无是非之心，所谓“士各有志，学各有宗”（《郋园论学书札》），故叶德辉拒绝接受汉宋调和论。

在叶德辉看来，汉、宋之学各有其宗旨，亦各有其所长，“许郑之长在通贯经义，程朱之长在敦行践履”，自己“最服膺朱子之学，最畏居理学之名”。为人为学，应达到一种境界，即吟风弄月之时，须具有仁民爱物之量，此方乃圣门第一等学业，天下第一流人物。倘若都像理学家那样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讲学如楚囚相对，岂复有生人之乐？他说：“平生志趣所向往在东汉、北宋诸贤之间，故贱性伉直磊落，亦颇近之。”（《郋园论学书札》）可见，叶德辉与理学保持有一定距离，不太认同理学家的个人修养功夫与论学途径。

二、“崇宋不可以徒致，必首事于通经”的经学调

晚清学术思潮中，除了汉宋之争外，还有今古文之争，有学者指出，晚清今、古文之争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儒学，宣告了经学时代的完结”。作为传统学人的叶德辉，从维护旧学的角度，对经学给予较大关怀，读经研经，传衍经学，先后撰有经学著作如《经学通诰》等十多部。在对经学的探究中，叶德辉提出了“崇宋不可以徒致，必首事于通经”的主张，认为对儒学的信仰要体现在对经书的钻研与传衍上，然而，通经是一门复杂的学问，需要遵守一定的为学次序，借助多种辅助工具，故他又强调：“通经不可以陵节，必循途于识字”；而启发后学之门径，“必先于簿录考溯其源流，开示其阃奥”（《湘学略》）叶德辉治学广涉经、史、子、集诸领域，要其归宿，则以通经为最高目标。

第一，主张“通一经兼通群经”的治经方法。

叶德辉为学受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影响，认为古代的经、传、训都是周秦两汉的经学家师师相承的古言，它们“形近声近，形误声误，释者各有讹传”，所以，他认为“治经当从涵泳经文始”，遇到不懂之处就查看其注文，若注文不懂就翻阅其义疏，而“义疏未必即能全通，或通而疑难之处不能释然”，则经文的前后文相互对照求解，还可寻找一些相关的经文相互对照，如此就能“通一经兼通群经”（《郋园学行记》）。

第二，提出了经学研究中“六证”、“四知”、“五通”、“十戒”等若干规范。

叶德辉认为，由于晚清之罢科举与兴学堂等制度的变革和公羊学疑经惑传破坏了儒学的知识系统，导致了儒学信仰的危机，而致经学的衰退。为此，他认为必须将经学导入正途，写成《经学通诰》一书，是书以维护儒学知识系统为宗旨，其中提出的治经若干规范是其最大特色。“六证”是具体从事经学考证的六种途径，包括以经证经、以史证经、以子证经、以汉人文赋证经、以《说文解字》证经、以汉碑证经。可见，“六证”并非叶德辉本人的创获，而是对历代经学家治经方法的总结，其特点是试图回到经文本身，通过各种材料的比堪，把握经书的文字面貌；试图找回经师遗说，检视前人如何解读经文。其实质就是回归原典的考证。“四知”是知源流、知存亡、知体例、知真伪。这是治经者的必备常识和前提条件。“五通”则是通经的具体内涵及其步骤，包括通章句、通校雠、通小学、通大谊、通政事。“十戒”是治经过程中应当避免的十种错误，包括戒僭妄、戒武断、戒割判、戒空疏、戒破碎、戒穿凿、戒附会、戒攘窃、戒党伐。这充分体现了叶德辉通经治经的学术规范，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

第三，抵制公羊学说，维护经学体系。

今文经学在沉寂一千多年后，于晚清勃然而兴，经庄存与发明《春秋》的“微言大义”，孔广森阐发何休的意见，刘逢禄推崇《公羊》，排斥《左传》，到龚自珍、魏源等借经术作政论，发掘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引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宣传公羊学说中的“张三世”、“通三统”等学说，呼吁清政府实行改革，将经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结合在一起，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借公羊学说来宣传变法维新。总之，尊奉《春秋》，独崇《公羊》，成为晚清今文经学的最大特色，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化约为公羊学，致使《左传》及其他古文经遭到贬抑。

叶德辉对此大为不满，觉得龚自珍、魏源等人的今文经学流于狂易，对晚清今文经学家一味地褒《公羊》贬《左传》的做法更不能接受。特别是康有为等人借公羊学说论“三世”、“三统”之义，更激起他的反感。他的弟子杨树达等在《郋园学行记》称：其师对《春秋》三传，“不喜《公羊》、《穀梁》，尝言公、穀皆文章家，非传说家。惟左氏文章传记兼尽其能，于圣人笔削褒贬之心可以因事证明得其微旨。尤不信《春秋繁露》”。自戊戌变法以后，叶德辉嫉言公羊学说，甚至视公羊学说为非圣毁经之祸首。他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其传《春秋》谓之传记，所记之事则是真切可信的，《春秋》的微言大义，蕴涵在《左传》记事之中，非明其事，不能明其义，故三传相辅相成，流传不废。

对于晚清今文经学家笃定的口说重于记事，《公羊》重于《左传》的观点，叶德辉亦给予驳斥，认为“口说托之传闻，失多而得少；传记托之载笔，得多而失少”。也就是说，口说的源头虽在于孔子，但在口耳相传过程中，势必发生扭曲变化，造成对经义阐释的歧异。因此，传记远比口说可靠，从治经的角度看，传记重于口说，《左传》重于《公羊》。他还从《左传》、《公羊》、《穀梁》三传的很多实例和经学史上《左传》、《公羊》之消长，证明了《左传》优于、重于《公羊》。他还甚至说公羊家：“信口说者，谓之巫咒。”（《翼教丛编》）叶德辉从维护经学传统的立场批驳了康有为等将经学变成政论的工具。他始终坚持“微言大义，后世义理之学所本也；名物训诂，后世考据之学所本也，二者不可偏废”，“不通名物训诂，无由得微言大义”。经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关键不在于讲义理还是讲考据，而是在于是否切实。

三、流布古书，昌明国学的文献学成就

作为“读书种子”的叶德辉，平生嗜书如命，所以藏书、刻书、校书、辑书成为他学术生命的重要部分。其藏书达三十多万卷，居当时藏书规模的翘楚；其刻印书籍达一百六十余种，包括经史、游艺、小学、版本目录以及家集等；同时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从事目录、版本、考据、辑佚研究，著书颇多，其代表作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藏书十约》、《郋园读书志》、《六书古微》等，后学但凡涉及版本目录学及书史的著作多有引用。叶德辉在藏书分类的继承与创新，在古籍版本的鉴定考证及辨伪上的独特观点与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都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藏书思想。

藏书是叶氏家族的传统，叶德辉受其影响嗜书成癖。其藏书大都是他勤于物色所得，其侄子叶启发说他“不乐进士，日以搜访旧书、刻书为事，专力考据之学”（《郋园读书志·跋》卷十六）。他所到之处，无不致力于搜寻古籍，到1927年被杀时，其藏书可能已超过三十万卷。故有人说叶德辉“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橱”（《郋园读书志·序》），其书分藏于观古堂和丽廔两处。

1911年冬，叶德辉撰写《藏书十约》，讨论有关藏书的购置、鉴别、抄补、校勘等十个问题，要求子孙们遵守。这部《观古堂藏书十约》是与《澹生堂藏书训略》、《上善堂藏书纪要》并列齐名为中国藏书史上的三部著名的藏书技术专著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藏书极其珍贵的文献史料。叶德辉的藏书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藏书十约》，该书倾注着叶德辉大半生的经验之谈，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半生心力，累万巨赀，所得如此，则其中的甘苦，不可以不示人。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就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等十个专题，集中讲述了自己丰富的藏书思想和理论。

叶德辉藏书的特点：一方面所藏宋元精本不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宋元本虽不多见，也常有一脔之尝。其中最珍贵的有宋本《南岳总胜集》、《玉台新咏》、金刻本《埤雅》、元刻本《仪礼集注》、大德本《绘图列女传》等。另一方面，叶德辉虽爱惜宋元椠本，但又不专重于宋元椠本，而是更注重于搜集清朝以来精刻、精校、初印的书，尤其是清朝诗集，收集比较齐全。而且叶德辉认为鉴定藏书的方法有目录法、序跋法和字讳法，搜集藏书的方法有以下途径，如购买，交换得到图书，通过书信邮寄，钞录，代购，相互赠送等。

在藏书购置方面，叶德辉主张“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其种类多校刻精者”，认为“于此入手，方不至误入歧途”（《藏书十约·购置一》，《书林清话》）。历来藏史家藏书特别青睐宋、元刻本，而叶德辉提出“勿薄今爱古”观点，很重视明清以来的精刻、精校、初印及钞本之收藏，较之前代藏书家眼界更为开阔。

第二，版本学思想。

叶德辉作为藏书大家，精通版本之学。他曾说“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何可鲜视？昔贤尝以一字聚讼纷纭，故予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盖不如是不足以言考据也。”（《郋园读书志·跋》）叶德辉关于版本学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书林清话》（包括《书林余话》）中。

《书林清话》是叶德辉著述中比较成熟的作品，实际上就是综合辑录与历史文献学有关的札记杂录而成，为叶德辉所独创的一种文体。在此之前，与版本学有关的“题跋”、“札记”等形式的文章已经极为流行，而叶德辉充分发挥了这类文体的特点，整合其内容，扩充其领域，灵活其形式，深入其精神，强化其联系，将其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创造出了“书话”这种文体，这是他对历史文献学的一大贡献。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涉及历史文献学的很多方面，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书林清话·自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版本学专著。

实际上，《书林清话》是以笔记体形式，提供了我国古代雕版书籍的各项专门知识，详记唐宋以来刻板、活字版、彩色套印等各种印刷方法的创始和传播，并对中国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工价、装订、鉴别、保存和宋元明清四代许多著名的刻本和刻书、钞书、卖书、藏书等书林掌故，亦一一备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发展历史和考证宋元明清四代典籍版本真赝的重要参考书。

第三，目录学思想。

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撰《别录》和《七略》之后，历代学者都很重视对目录学的研究，视目录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叶德辉的目录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类题跋、序文、案语、题记、著录、类例等体系中。我国古典目录学是以官家、史家和私家这三家目录为其根底的，而作为有藏书嗜好大家的叶德辉则对私家目录有特殊兴趣，上下三四世，南北三十年，聚书在二十万卷外，《观古堂藏书目》就是叶德辉的藏书目录。编纂私藏书目是我国历代藏书大家的优良传统，私家目录是以各种形式，如题跋、案语、解题、注释、序文等详明其版本及流布始末，详记得书过程并兼辨其学术得失。

叶德辉在《绛云楼书目题记》中说到私家目录重本不妨多藏，一则为校勘之资，一则供多识之用。他所说的“重本”就是指同一种书目因校注、刻地、刻时、刊者等不同而有多种本子。叶德辉在搜访、校书、刻书等多种实践活动中，充分认识到这类目录的特殊作用，因而特别注重重本的搜藏。

另外，“学人共见”、“海内共读”是叶德辉重要的目录学思想。私藏书目是我国部分文献分布情况的记录，于学术研究、文化交流起着巨大作用。这些目录学著作，一般都是秘笈珍藏，藏书家不随意示于人。叶德辉则不以为然，不仅编制了《观古堂藏书目》四卷，刊布于世，还精心校刊了许多有价值的私目文献，为海内共读。他提出目录之学，不独扩增闻见，而且阐扬幽潜的学术观点，并认为有的刊本亦美犹有憾，得出前人藏书而不能刻，后人刻书而不能校的结论，很值得深思。所以国学大师谢国桢曾高度重视叶德辉的目录学思想，说他“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

第四，刻书学思想。

叶德辉的刻书志向，是在《书目答问》作者张之洞的影响下形成的。张之洞的《劝刻书说》在《书林清话》开卷篇《总论刻书之益》中全文著录，其中“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叶德辉对此受益匪浅，理解最深，他说：“文襄倡其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而文襄仅在粤督任内刻《广雅丛书》百数十种。自后移节两湖几二十年，吾屡以续刻为请，公绝不措意。”（《书林清话》）叶德辉承其刻书思想，仿其刻书方法，精心刻印了一些“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的精品。叶德辉所著及校刻书凡数十百种，如《观古堂汇刻书》初集十一种，二集六种；《观古堂所刊书》十八种，与前书有九种重复；《丽廔丛书》九种；《观古堂书目丛刻》，汇刻各种书目十五种；《观古堂汇刻书目》三种，《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持静斋宋元明钞书目》、《皕宋楼宋元本书目》；《双梅影庵丛书》十四种；《观古堂校刻唐开元小说》六种；《唐写经画佛阁汇刊佛经》四种；《叶少保石林遗书》十四种；《南阳叶氏家集》甲编十种，乙编七种；《南阳叶氏家乘》五种；《观古堂别刻书》六种；《观古堂所著书》一集八种，二集九种；《观古堂诗集》十种；《观古堂单刻所著书》九种等。

叶德辉在刻版印书的同时，使用活字排印《通历》，这是对我国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通历》在阮元著作中称《通纪》，是我国最早的编年通史，是统治阶级取史为镜的一部重要文献，叶德辉在《通历》题记中提到曾取活字排印二百部，以备读史者参考。他刻书还非常珍视底本，提出书在交付刻印时，最好另钞副本以交他人保管，自己仍留原本，以免刻写者手污及揉擦的害处，尤其是刻印善本书、珍本书、海内孤本书，更应如此从事。

第五，校勘思想。

校勘是把一种古籍的不同版本搜集起来，比较它们的文字语句的异同，审定其中的正误。今存许多古籍都是后来历代的翻刻本以及再翻刻本，即使是距今稍近的古籍，包括文言及白话的著作，也都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各种语句文字的错误。叶德辉非常看重古书的校勘，认为“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他在《藏书十约》中曾论述校勘的益处甚多：“校勘之功，厥善有八：习静养心，除烦断欲，独居无俚，万虑俱消，一善也；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奇文独赏，疑窦忽开，二善也；日日翻检，不生潮霉，蠹鱼蛀虫，应手拂去，三善也；校成一书，传之后世，我之名字，附骥以行，四善也；中年善忘，恒苦搜索，一经手校，可阅数年，五善也；典制名物，记问日增，类事撰文，俯拾即是，六善也；长夏破睡，严冬御寒，废寝忘餐，难境易过，七善也；校书日多，源流益习，出门采访，如马识途，八善也。”这些观点至今仍有价值。叶德辉认为校书首先是为了刊刻出质量更高的古籍，所以，他对一些非儒家经典的“宋元刻书”，由于以后无人校刊，没有重刻本而多有失传的情况深表遗憾。

在校勘的方法上，叶德辉提出两种：“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求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叶德辉认为，如果知道这两种校勘方法并且懂得如何使用这两种方法，就可以“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在校勘古籍的实践上，叶德辉尤其注意参佐众书。“每求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其态度严谨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叶德辉也不迷信古本。如他在比较宋严州刻小字本和明嘉靖徐氏覆宋刻三礼本《仪礼》一十七卷后，发现两刻“十有八九相合”，然“严州本多讹字”，后者却没有，于是叶德辉在该跋中一一列明严州本的讹误，最后得出结论，证明徐本胜于严州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据影抄元定本刊印的《元朝秘史》，可算是叶德辉校刊书中最有价值的，为研究元朝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六，辑佚学思想。

辑佚是指一种古籍已经亡佚散落，但在它问世传播的年代中，已被它书广为引用摘录或选辑，因而其书不仅见于书目著录，而且尚可见遗篇断章，后人把它们搜集起来，便是辑佚。叶德辉对辑佚的起源、方法问题有独到的研究，并且有着丰富的辑佚实践经验。

关于文献辑佚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及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王鸣盛都认为辑佚始于南宋王应麟的《三家诗考》，而叶德辉根据考证研究，得出辑佚起源于北宋陈景元《相鹤经》的结论（《书林清话》）。从此以后，学界纷纷认可，当代著名学者张舜徽《中国古代文献史籍校读》、《中国文献学》，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赵振铎《古代文献知识》等皆从此说。虽未最终定论，但毕竟给后学提供了研究的新途径。

关于文献辑佚的方法，叶德辉提出：“辑古佚书当注明椠刻”，“元明人刻丛书往往稗贩节引不言出处，近人则精益求精至并其卷数亦载明之，惟椠本亦同概未之录，读者或取原书校刊反滋疑实也。”（《淮南万毕术·跋》）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即使是同一种书，刻本不同，文字缺漏不一，不注明版本，读者检验时用不同的版本很可能找不到原书出处，反而会怀疑辑佚的真实性，因此极有注明椠本的必要。

在辑佚实践方面，叶德辉做出了惊人成果。经他辑佚的书多达十多种，如《鬻子》二卷、《淮南万毕术》二卷、《郭氏玄中记》二卷、《许慎南间诂》二卷、《孙柔之端应图记》一卷、《孟子刘熙注》一卷、《傅子》三卷、《晋司隶校尉傅玄集》三卷、《月令章句》四卷、《宋赵忠定奏议》四卷等。此外，叶德辉还根据二十多种宋代著作，辑录编纂了专门记载其先祖叶梦得事迹的《石林燕事》。在叶德辉辑佚的这些书籍中，最有名的是前两部书，即《鬻子》和《淮南万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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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叶德辉简介】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湖南湘潭人，祖籍苏州吴县洞庭东山。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与张元济、李希圣为同年，三人均分部主事，叶德辉到吏部不久便辞官归湘里居，并以提倡经学自任。他是前清御史，也是著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但半个多世纪以来，鲜有人提及，因为其政治立场很保守，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他骂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被农民协会当做“土豪劣绅”给处决了。叶德辉，文字版本学家。字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父亲叶雨村原为江苏吴县人，太平天国战争时迁居长沙，后以湘潭为籍。叶德辉1864年（同治三年）出生于长沙，8岁入学，习《四书》《说文解字》《资治通鉴》等传统书籍。17岁就读岳麓书院，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举人，7年后再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不久就以乞养为名，请长假返乡居住。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学，返长沙后编纂了《观古堂书目丛刻》，撰写了系统的书史《书林清话》，刻印了《古今夏时表》，校刊了《元朝秘史》，由于他学术成就显著，所以在湖南士人中名声渐高。但叶德辉的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于维新运动中反对变法，辑录《翼教丛编》护卫纲常伦理；辛亥革命时避往南岳僧寺，1915年任省教育会长，发起成立经学会，编写《经学通访》讲义；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赞成复辟君主制，1927年4月，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大会处死。
《书林清话》
1880年（光绪六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885年中举人，1892年成进士授吏部主事。维新变法时期，激烈攻击康、梁变法思想，并破坏湖南新政。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失败，他收集守旧派攻击起义论著，编成《觉迷要录》4卷。
1910年湖南发生水灾，他屯积谷物居奇，激起长沙抢米风潮，被清廷革去功名。
1915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在湖南发起成立筹安分会，任会长。
1927年因破坏北伐和工农运动，被农民所杀。
生平长于经学，尤精通目录版本，所著及校刻书达百数十种。著有《书林清话》《六书古微》等，汇编校刻有《郋园丛书》《观古堂汇刻书》《双梅景闇丛书》等。
治我国版本目录学乃至中国文化史学者，恐怕无人不晓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这是一部在近代学术史上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并行的书林名著。
叶家先世为江苏吴县人，到其祖父叶世业因避兵乱才於道光末年移居湖南，故叶德辉好自称为吴人，还曾主持修纂过《吴中叶氏族谱》。叶家原先略有藏书，叶德辉自己则是在光绪十二年入京会时，每天到琉璃厂、隆福寺书肆访书而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以后无论乡居湖南还是游览京师亦或滞留吴中，他都随时留心收罗。光绪年间湘潭藏书大家袁芳瑛卧雪庐书散出，精品多为李盛铎所得，叶德辉在财力和权势上都无法和李盛铎抗争，但收拾残零，所获亦十分可观。以后，叶德辉又在北京购得商丘宋氏纬萧草堂和曲阜孔氏红榈书屋旧藏二十箱，至辛亥革命之年，叶氏观古堂藏书已达四千馀部、二十万卷之多。以后又有所续藏，叶德辉之子叶启倬《观古堂藏书目录跋》曾描述说：“家君每岁归来，必有新刻旧本书多橱，充斥廊庑间，检之弥月不能罄，生平好书之癖，虽流颠沛固不易其常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