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总是能以奇妙的方式把精明的管理人才汇聚在一起。它们造就企业，也粉碎企业。战争往往可以促进发明创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了管理实践和理论演进的大事件之一，它把初生的人际关系理论和此前40年已成熟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结合了起来。可见战争改变的不仅是人类的发展史，还是管理能力，还是管理水平的巨大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大规模营销的诞生，它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登场。大品牌接二连三地出现。战时活动把产品和品牌名称在公众的想象里粘到了一起。可口可乐、箭牌口香糖、亨氏罐头汤、雀巢咖啡等成了美国口味和消费文化的象征。
在最终战败之前，日本人已经开始规划未来、讨论国家未来的复兴、战败后真正重建等。务实主义、乐观主义、规划精神和盲目忠诚结合起来，构成了日本重建的特征。战后的一个直接目标是建立日本无线电收音机产业，另一个举措是创办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战争结束后，质量控制很快就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它的推动力量不可逆转。战后的日本开始推行管理培训，麦克阿瑟将军在这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管理培训项目，讲述休哈特的质量管理理论，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松下正治，三菱电机的加藤武夫，富士通的半臧幸次，住友电气的井上文左卫门，索尼的盛田昭夫，井深大，全部名列其中。第二个措施是创力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三件重要的事是代明来到东京做了关于质量管理的演讲，演讲举办了多次，戴明先生从来不收费，后来日本方面用出售资料的钱设立了戴明奖，该奖项旨在奖励优秀的全面质量控制项目，1951年颁发了小林宏治。
随之而来的，就是盛田昭夫的索尼，松下幸之助的松下开始创造新市场，日本开始崛起。日本引人注目的振兴不是单纯靠应用质量控制来实现的。它的基础来自强劲的创业活力，以及融合了管理、社会及道德良知的企业。
盛田昭夫和索尼改变了“日本制造”的形象，把它从“劣质品”变成了“优质品”。盛田谈及公司的“先锋精神”时说，“索尼是先锋，从没想过要跟随谁。它希望依靠进步来为整个世界效力。它应该始终是对未知的探索者......尊重和鼓励个人能力是索尼的原则......它总是尝试让人发挥出最佳水平。这是索尼的核心力量。”他认为管理是责任的终点也是起点。
松下幸之助早在西方还没有任何人想到“顾客服务”这一概念之前，就理解了它。“售后服务比售前协助更重要。只有通过售后服务，企业才能得到终身客户。”松下管理的另一根支柱是创业精神和家长作风。他敢于冒险，在企业成长的每一阶段都坚持信念。松下倡导企业的道德良知。松下的承诺体现在他家长作风的聘用实践上。松下说，“光是尽职尽责地工作还不够。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都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完全对它负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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