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印度，则是另一个极端——过度的法治限制了国家的发展。因为，这个国家有太多的法律，法案堆积如山，案件审理缓慢。政府也无法投资于基础设施，因为被法律诉讼困住了手脚。此外，提供教育服务超出了印度政府的能力。一个无力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的政府，妄谈自由民主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对民众而言，连最基本的医疗、教育甚至安全和生存都保障不了，这难道不是他们的基本人权吗？
所以，福山说，政治秩序不只是意味着限制政府的滥权，更意味着要促使政府恪尽职守，譬如提供公民安全、保护产权、配备教育和公共卫生、建造基础设施等。即便在很多民主国家，政治腐败反而令人民希望出现强大的权威来打断政客们的废话，来真正做一些实事。新加坡的李光耀、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经国，无不是以独裁者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却带领民众走上了发展自强的道路。更不必说新加坡一直以来是全球政治最清廉的国家。然而，民主化之后的台湾却陷入党争和政治操作之中。以至于很多民众开始怀念起蒋经国一心发展经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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