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语人生

每当我看到有人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口语和老外对话，自如的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说说笑笑，就对他们充满羡慕，觉得他们成长在一个好的时代真是太幸运，悲叹自己生不逢时。

我的小学和中学在文革渡过，我的中学是学俄语，小学没有外语课，这当然是由于中国和苏联老大哥是同盟关系，尽管后来破裂了。然而我们的俄语仍然可怜，可以想象在一个读书无用论的时代，无论是学什么语言 也好不到哪去 ，记得当时一个叫张铁生的学生英语考了零分，在考卷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学ABC＂这一事件被左派领导人大树特树，用来攻击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今天我依然记得当时全国推广了这个造反学生的事迹，我们学校的小广播里也播放了这件事，把我们稚嫩的心灵给愚弄了一下。

即便如此，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俄语和英语总是扮演一个奇迹般救世主的角色，冥冥中它们总是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至今也无法理解对我这种层次英语的人为什么会是如此？是命运的捉弄还是神总在关键时刻助我一把呢？也许人生就是被这无数次无意的一把一把推动着前行的，我个人的经历充分表达了一句话：人只有自助才有天助。所以我总是对外语充满感激，即使今天，我也在它身上也倾注了我宝贵的时间和心血，几乎每一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听英语新闻广播，一举两得，即学英语又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多年来我已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另外就是去酒吧找老外聊天和交流，顺便自己休闲下。我也学会为省时间边听英语边弹琴和写作，这一切让我满足，我似乎觉得英语已是我的母语，在公共场合我的耳朵对二种声音敏感：音乐和外语。

记得邓小平当年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此时我已离开了中学四年，生活和工作在远离上海的农场，作为上海的知青在农村参加高考比登天还难，那时候的高考是家家户户议论的话题，对我这样的知青更是比鲤鱼跳龙门还龙门呢。因为当时上调回城才叫跳龙门，而考上大学意味着连跳二级，如果我考不上意味着继续在农村 上调回城也是遥遥无期。更老的知青也没机会，原因当然是国民经济在文革中崩溃，城市里没有工作可提供 用归心似箭来形容所有知青的心最贴切了，大家前途渺茫，称作“失去的一代”。

由于四年里没有接触俄语，我已看不懂俄文，更谈不上复习，更沒想过在农村找俄文老师，我几乎放弃了俄文考试，仅仅是试试运气参加了俄语考试，但是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得到5分！就是这5分，把我送进了大学。当时高考录取率也历史上最低的5％，我居然算是一夜成名，成了人见人羡的天之骄子，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幸运。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5分，今天我是谁呢？也许唯一的出路是等待父母退休去顶替，这永远是种被动的人生 等待。我的快乐不言而喻，我仍然记得从收到录取通知书到报到的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心满意足的把通知书拿出来看二遍，随后所有大学的公共外语全变成了英文，因为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自然的大家可以想象我在大学里的第一堂英文课的表现了。

英文老师为了摸底新生的英语底子而让很多同学站起来读句子，应届毕业生们一口流利的英语烂熟于心，当让我站起来时，我一句也不会。即使＂我是一个学生＂这样的句子 老师发现了什么不对，让我背诵26个英语单词，面对无数有英语底子的中学应届毕业生同学，我哑口无言，涨红了脸，同学们哄堂大笑，奇怪的是我甚至忘了向大家解释，也许解释也没用，会更显的可笑，因为这本身是时代的可笑。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英文课，我永生难忘而且也许在全世界的大学里，这样的事不会有第二件了，这个经历对我这样人而言，我会用一生的努力去学习英语。人生就是奇怪，有时就是一件偶然的事会激励自己终生，让自己发奋图强，后起直追，我就是一个例子。

几年后我们毕业了，同学们各奔前程，对我那才只是学习英语的开始呢！当时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 ，我分在央企的海轮上干了四年的所谓电气工程师，然后我就向干部处要求下船上岸工作，干部处领导讲：在陆地上工作，你只有在集团下属船舶修理厂当工人而不是国家干部。当时按国家规定大学本科毕业是属于国家干部的，我接受了工人编制，至少我已当过四年知青，怕什么，反正深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人生常常不能面面俱到的。

我随后就进入修船厂工作，但是同时我也就获得几乎每个周末到上海人民公园和外滩的英语角，混在外国游客那里练习英文的机会，偶尔工作日下班也会去英语角。你们今天难以想象，我们当时一批人怎么学习英语口语的，真的真的，我想起来都会辛酸的。

当一车的外国游客在南京东路外滩靠江的一边下车走到岸边准备拍照观光的路上时，我们一批不同年纪的人象狼一样冲向猎物一般冲上去和老外练习英语，并抢占有利地形，有时居然把老外吓的不轻，以为我们是换什么外汇劵和外汇之类 ，当然这种人也有。在这些游客里，有英语国家的，也有非英语国家的，我们来者不拒。在有些幸运的日子里，有一车接着一车的外国游客来到，我则获得多多的机会和老外交流，一天下来我总是收获满满，傍晚踏着快乐的脚步走回家，忘了饥饿和劳累，而游客少的日子我总是悻悻而归，此时回家路过外白渡桥时再看一眼桥上是否有老外而争取弥补一下一天的损失。

由于长年混在外面，阳光晒的我似一个乞丐又黑又瘦，就是今天拿出当年拍的照也感叹万千，整日饿着肚子。有天老妈居然从北外滩的家跨过外白渡桥到外滩来叫我回家吃饭，尽管如此，我却很快乐很快乐。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我们就是在外滩和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学到了点英语，了解世界各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习俗。我们如饥似渴的学习，外囯人也很渴望和刚刚打开了国门的中国人民交流。

我谈一下记忆深的几件事，一是就是当时和一个美国人交流，涉及到香港回归祖国，他刚从香港来上海，讲了香港的自由和繁荣，当时中英两国在谈判香港回归祖国的事，要我们不要碰香港，我无言以对，只能用苍白的一句话讲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没有用更高的政治思想、历史、法律、国家甚至道德去征服这个美国人，所以我觉的一个国家公民应该要有政治意识，是个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尤其当你面对异国人时这种意识更强烈。另一次在外滩碰到一个英国人，聊天时他从烟盒里拿了根烟，把空盒放回口袋 我在80年代毫无环保概念的，问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环保，我惊了一下，我当时一定会有50％几率随手把空盒扔入黄浦江的，因为我们就靠在岸边，而江里全是垃圾。另一次见到一个德国的土尔其人，他口才了得，我们都围着他听他讲他和他德国女友各自去不同国家休假，讲到休假结束回家见到他女友时双方夸张的第一反应，双方都会说＂亲爱的，你回来了，你的旅行快乐吗？＂似乎人生充满了表演。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学习了英语口语。口语只能在实战中学习，没有任何别的方法，这个真是中国人弱项，要克服心理，语言习惯等等障碍。可几年下来，我己经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了，口语己经超越了同时代年轻人。我回想自己经历，发现我总是自学很多东西，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包括当时自学的国际贸易和外贸英语，更不用文学和哲学类型的书了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要求我去学，工作上也不要求，因为我当时是一个船舶修理厂的下放干部，有句话绝对正确：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后来很多朋友经常告诉我他们在外滩见到我的情景，似一个营养不良的忘记了理发的疯子，去围追堵截老外，这就是当时我们学习英语的精神，很了不起，这应验了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因为国门刚刚打开，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那些日子今天回忆起依然历历在目。

机会就这样悄悄地来到了：1988年，我当时工作的央企集团里面有一个公司负责对上海港所有的外轮供应燃油和润滑油的公司，里面有当时几乎是集团最好甚至全上海最好工作向我招手了——一个肥差——加油代理兼翻译。原岗位殷先生由于准备代表集团去欧洲做船舶监造的英语翻译，因为当时去欧洲有外汇津贴，一年可以赚个几大件，包括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这个在80年代即30年前是一个物质化的最高层次了，因为当时也没今天的商品房和汽车。他离开前，必须要找一个接替他工作的人。

央企所有有关系和没关系的人都去应聘，甚至包括当时局长儿子，全部被他淘汰。局干部处让我去试试，我去和他交流半小时，立即被认可，第二天转关系上班。因为之前他已面试了无数人，没有一个合格的，天啊！我几乎不相信自己耳朵，可是我又完全相信自己这点英语能力，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的命运第二次被改变了。一个从大街上英语专业毕业的我得到了本集团最好的工作，你们觉得也许我有点夸张，决不夸张，真是最好工作，当时根本沒有今天大家所理解的几乎所有新兴产业，包括It 房地产等，也没有什么私营企业，大家都捧着铁饭碗，大学毕业也是国家包分配。

从此以后，我毎天在外滩海关钟楼的办公室上下班，接触外商和政府部门，24小时配备一部日本尼桑棕色小汽车和黄浦上的一艘小船，跑遍上海港口，去和外国远洋轮上船长，轮机长核查加油定单，安排加油品种，数量和时间，在办公室接待来自全球的外国船公司和燃油公司代表，他们待我如贵宾。我在俄罗斯船上吃着俄罗斯的鱼籽酱，喝着伏特加；在土耳其船上和土耳其船长喝茶吃饭，和英国轮机长聊天。用英语和他们交流和在大街上学的英语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还简单，除了一些我只要一周均可掌握的专有名词。

如果外轮在上海由于燃油不足不能驶向下一港口，船东的损失少则一天几千美金，多则几万美金的租金或者船期，视载重吨而论。他们也总是给我很多礼物，外烟和酒，让我尽快安排在船计划的离港前加完燃油和润滑油。别小看这些进口烟酒，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下，它们超过我当时月工资。我印象深的是对来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船如民主德国（当时德国没有统一）、古巴、北朝鲜等，船况很差，船员收入也低，对北朝鲜船员的接触几乎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和兄弟国家的燃油费用结算也通过易货贸易进行外汇记帐，然后由国家统一和这些国家结算。

当时好像苏联已解体，变成俄罗斯，所以我们和俄罗斯纯粹是像对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用硬通货美元结算。一个阶段越南政府排华，很多华人坐着小渔船离开自己国家试图来中国避难，政府总是拒绝他们登陆，这也是对的，就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接纳移民，更何况他们是非法移民呢。这些载着难民船只偶尔断油造成了在上海港外长江口漂流，我只得紧急出动去那给他们补充点油让他们去其他国家避难，这些油当然是送给他们的，偶尔西方的老外轮机长不承认我们油轮的计量而不肯签字，我只能半夜出动去谈判解决纠纷。

土尔其人是最难搞的。一次一个英国轮机长也玩这一套，我和他搞了5个小时，当中谈到政治，他说什么西藏独立之类的问题，我反问他英国的北爱尔兰的独立问题，问的他哑口无言，政治上打败了他，商业上他也只能投降签字，因为这英国人发现我也不是等闲之辈。我没有一次让老外多拿过一吨油，十有八九他们想骗油，然后去外国港口卖了或向船东或租家要节油奖。

偶尔也有测量问题，航运很复杂，第一船东往往不运货，而是第二，甚至第三船东运货，涉及交船和还船，包括船上的油料，而且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是海运承运的，海运停止一天世界就停顿了。油也是很贵的，当时一吨轻柴油要250多美元了，当时我们集团一个国际海员出海去国外 一天的外汇津贴才一美元，加上人民币月工资百十块左右，当时万元户是越级富人的代名词，可以从这数据中知道当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经常坐着小汽车满上海港跑，我从小的教育是爱护囯家财产，保护国家利益，后来我又参加了一次交通部安排的英语出国考试，我去北京交通部参加考试并通过了，去了日本伟大的日本商社日本丸红公司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我＂去了，看了，战了，胜了 ＂，看到了中日两国在经济层面和管理上差距，开拓了眼界，当时来自北京的领队告诉我们，中国会超过日本的，日本缺乏战略纵深。回国后我又去了中国远洋公司做了对日本企业的管理报告，下面坐的观众包括中远集团副总裁。

今天看来挺好笑 ，今天我们胜过日本仅仅是GDP的总量，人均GDP和日本比还差远了，但是一步步来吧，当时是1989年 ，到2009年差不多用了20年。那年我们在东京的大街上走走看看，喝着可口可乐，觉得非常幸福和幸运，印象最深刻是东京发达的地铁，日本年轻人三五成群的在公共场合手抱着吉他唱歌，非常感动我的日本服务人员优良的商业服务，甚至让我暗自流泪。这也是一个没有资源国家的生存法宝，后来我在经商中也用到了，新宿的红灯区讲中文的皮条客，日本出租车的服务，日本的新干线，大公司里日本人工作精神和小跑步的秘书，女秘书一直为我们倒茶水，并不矮小而是高大健康的日本男女。

当时也正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银座的地皮卖到天价，还有陪同我们帅气的日本人KATO先生娶了日本的空姐，西装革履，拥有一套当时一百万美金的公寓，他天天带着我们上馆子，吃鲸鱼生鱼片，爬了东京塔。丸红公司漂亮的职工公寓，免费的公司食堂，干凈的公共浴室，堆满商品的丸红男职工房间。地震发生时他们的镇定对应我们的惊慌失措，丸红株式会社还见到了中国高干子弟在里面打工，他们之间还为了是否读过某本名著而在争吵......

当时日本一片繁荣，彼时的上海还没地铁，今天上海地铁已超过东京。回国时，我带着日本产的21吋直角平面索尼电视机，今天觉得也好笑，可在当时的上海滩甚至全国它是最好的电视机了，许多邻居都来我家看我从日本买回的电视机。

三年后，我们企业又组织了一次英语竞赛，以培养未来派住海外的人才。我这次又报名参加了竞赛，因为我始终认为自己天地可以更大，不要贪图安逸和小利，要见见更大的世界，我幸运的获得了第二名，并获得一个做三明治的烤箱作为奖品。在预赛中见到几个本届的大学同学，在决赛中，我己经见不到我的大学同学了，我也想起了ABC26个字母的往事，我告别了亲爱的加油代理这个肥差和亲爱的小汽车，也顺便去了外滩的英语大学，仍然看到很多熟悉的脸在那里苦学英语，我把自己的外烟拿出来让兄弟们分享。

望着滚滚向前的黄浦江江水和逆水而上驶向远方的巨轮，还有正开始建造的陆家嘴高楼，自己似乎做了一个梦和一个轮回，唏嘘不已。从这时我又走向下一站，重新回到了学校去学习一个新专业：航运上的最高境界 即国际航运。艰苦的一年的脱产学习和英语强化训练，我感觉自己可以飞了，学业结束，同学们有的被派遣到欧洲、美洲、香港、东南亚，有的升官当科长和处长，而我则永远告别了被称为主流社会的央企，因为从这个平台，你可以当科长、处长、局长、部长，甚至......而这曾经是我的梦想。再见了，亲爱的央企，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我要去寻找我的世界和梦想，开始自己二十多年的创业，思考人生和放眼世界，赚遍日本、韩国、台湾、土耳其、俄罗斯、澳洲、巴西、美国的钱，赚遍全世界的钱。

这一切，都有小小英语的功劳和走向世界的胸怀，我的经历也许告诉我们人生有跌宕起伏和峰回路转，似乎人生是无法排练的，但是我想说一句：能力是预先排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