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除了法律，这个代价不总是和行为的严重性相匹配。
A先生为了逃票，选择翻越围栏进入动物园，可能会有以下三种结果：第一，成功进入动物园，和家人开心地度过这一天；第二，从围栏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幸好没有大碍；第三，误入猛兽区，被老虎攻击。
无论结果如何，总会出现不少这样的声音：这种不遵守规则的人，死了也不值得同情。A先生擅自翻越围栏，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他自愿的选择，他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点毋庸置疑。如果是产生了第二种结果，说“不值得同情”，恐怕很多人是赞同的。但不幸的是，第三种结果发生了，不遵守规则的人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值得”同情吗？
卢梭说过：人们不会对比自己幸福的人产生同感，而只会对比我们不幸的人感同身受。同情促使人们倾向于去帮助弱者，使人类社会这个协作体更具凝聚力。正如不久前的罗一笑事件，罗尔的行为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如果文章不是“罗一笑，你给我站住”，而是“请大家帮帮罗一笑”，或许人们也不会大规模地自发捐款。对处于困境的人来说，人类之间的同情，可以帮助其度过难关。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落难的人，如果缺乏及时的帮助，他只能消耗社会累积的财富而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一旦他度过难关，他可以通过劳动弥补他接受的帮助，甚至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情，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有益的。
同情，是一种情感，不是一种标准，更不是一种道德。同情的本质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也就是认为人、我其实本无差异。同情更多是基于个人的阅历体验，如果对一个事件我感觉到了痛苦，那么我会同情，同情其实是对自身感情的一种表达，本身并不高低贵贱之分。凡事抱有同情的人，可能更容易感情用事，缺乏对事件的理性判断；缺乏同情的人，可能会由于过于理性，而忽视了对弱者的保护。是不是“值得”同情，不应成为我们对事件责任划分的唯一判定标准。
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都能引起热议。与其说在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如说在宣泄自己的情绪。我们容易愤怒，因为内心压抑了很多负面的情绪，一旦有了一个爆发点，便把负面的情绪迁移到这个事件中。过于情绪化的舆论环境，容易导致绝对化的倾向——绝对的否定某一方，绝对的指责某一方。一个人犯错了，不代表他可以接受任何惩罚，更不能一犯错便是死罪。情绪审判并不能使事件越来越明晰，相反，还会给家属带来更多的伤害，给社会留下更多灰色的种子。
如果说他逃票在先，活该被老虎攻击致死，那能不能认为，逃票者都应该被枪毙？也许他值得同情，也许他不值得同情，他确实有错，但是，他逃票只是想省下一点钱，他罪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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