澡花一朵朵，想法一堆堆。
今天，小澡哥读书，整理读书笔记如下：
从外来人口政策演变的经验来看，法律规定因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客观条件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并不是长时段之前就根深蒂固存在的，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粮食的需求与供给在城乡间的失衡——致使在希望完成基本工业化这一宏大目标的中国，城镇与乡村被迫成为对立的二元，建造出了一个不均衡的城乡二元结构。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均衡的社会服务体系又将不同的城镇人口区隔成不同的等级，占有优势资源地位的巨型城市，承载了高质量的公共资源，但这一公共资源又是供应不足的，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至今都难以达到供需平衡，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同样不可能提供给需要它的每一个居民，外来人口作为一个户籍概念因而被确定下来。这实质上是社会资源配置需求所导致的一个无奈之举。
这一无奈之举在漫长岁月的不断演化过程中，逐渐变得深刻与复杂，当一纸户口成为人们出生、入学、工作、养老甚至死亡的重要资源时，它就从一个中性的、非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变成了一个界定不同利益人群的区隔方式，不同的户籍代表了先住者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利益分配，所以不同时期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行动都不得不考虑不同群体对于这一问题的利益取向与认识。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再分配。人们在不同时期对于“外来人口”的认识变化导致了政策的变化，而导致人们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实际上是利益取向的变化。从最初把外来人口视为“盲流”，到需要劳动力进一步发展经济而将他们视为“暂住者”，再到发现如果不给予外来者本地人身份则本地的发展将不可持续，进而通过积分人户使得人才能够留在本地，直至认识到城市并不是只需要高精尖人才，同样需要基础行业的城市服务者与劳动者时，社会服务均等化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样的认识过程与利益群体在不同时期的利益取向理所当然是一致的。在这一过程中，“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凝聚出的一个个共识，就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外来人口政策中，可以说外来人口政策的迭代，实际上是社会各阶层对于人应该如何在城市生活的阶段共识的不断迭代。在这一过程中，学者的认识也渐渐摆脱城市一农村二元对立的思维，将城市外来人口、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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