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是我本科时期特别喜欢的台湾作家、编剧，有代表作《世纪末的华丽》《巫言》《荒人手记》。她和侯孝贤感情深厚，担任编剧作品有《风柜来的人》《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等。
身体叙事
现代精神看似无形而缥缈，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精神必定寄寓在物质之中，存在于城市人形而下的生活缝隙里。青春逝去的表征始于肉体，从歌颂往日青春的身体，对照如今的槁木死灰。身体叙事是这位心思敏感的文学家向来热衷且擅长的。但这篇将背景定于一九九零年的小说，没有一个字正面提及身体。
她曾经描述《柴师父》里当老师父触摸青春肉体时的凌厉颤动；也讲述过《肉身菩萨》里放浪形骸的夜生活，主人公自称为普度众生的肉身菩萨......
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朱天文不袒露明明白白的道理，却在简短但深刻的句子中暗示读者：“他终于觉悟一件事，情欲是不可去期待的，它永远给你反高潮，应当随缘”“等待女孩像等待青春复活”。
时不时冒出的短句，像跃出平静湖面的鲤鱼，很吸睛，也很有才气。《世纪末的华丽》有朱天文最激烈也隐晦的肉体叙事，她于克制之间流露出一些柔情，把晦涩的思绪藏在文字的背后。
詹宏志说，《世纪末的华丽》“写出了一个腐烂欲滴却仍然热真求活的末代红尘女人”。
恋物情结
小说把肉体的苍老附着于衣饰一季一季的改革潮流之中，显示出都市物化主义下，如烟火般绚烂而又稍纵即逝的表象。从盛开到枯萎的季节更替之中，眼看着花香日渐微薄，光泽深深黯然，胸部微微下垂，腰部线条失去弹性，外表的腐烂被剖开放在阳光下曝晒，美人迟暮这个词，当亲眼所见该是一种怎样的深切悲痛？
但更多的孤独从不同寻常的空气里翻涌上来。衣服在阳光下晒得硬挺，妈妈粗糙而温暖的手，事物超越其本身，被赋予了日常生活经验和人生时光，凝聚着重要难忘的回忆，成为小说里饱含着情意的画面。
这几句话是《世纪末的华丽》中朱天文难得的温情流露，在力透纸背的凌厉文风中格外打动我。就像我们寻访上海老街和那些位置隐蔽的古着店，方方正正的大彩电，胖墩墩的软木塞热水壶，卷起一角的旧画册，泛黄的Polo领校服，真正触摸到时，唤醒的是一整个时代的记忆。
那些时光，是孩童时期日思夜盼的明日，却是现在拼了命也回不去的过往。这份恋物情结历久弥新，会比“被酒春睡”“赌书烹茶”逊色几分吗？
感官记忆
全文充满或熟悉或陌生的香气，这些香气经过一遍遍的叙述，逐渐沉淀下来，积成了时光那袭袍子上的灰。豆蔻时衣服在阳光下晒得透透的，散发着清澈的洗衣粉味道，后来过得最放纵恣肆、风生水起的二八年华，轻轻一呼吸一谈吐之间充斥的是清冽的薄荷茶、女友安身上散发出的冷香、男孩子隐隐透露的汗水气味。
就像我们现在追捧木质男友香、果味初恋香，《世纪末的华丽》散发着纷繁复杂的香气，它不单一，却也不因为混杂而显得凌乱。前调是雨后带着水汽的青草，中调是轻熟的蜜桃风味，后调是檀木，质朴的木料饱受一天日晒后缓缓蒸发的气息。
朱天文不知疲倦地使用插叙手法和倒叙手法，或以琐碎的只言片语，将视野所及、鼻息可知的服饰、气味设为触发点，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不断有旁支逸出，即使从最小的枝桠上摘下一片花瓣来，也能让你对着阳光将其脉络摸得透彻。
也许朱天文在这时候已经显露出编剧的才能，碎片化的时间、片段化的叙述方式与电影拍摄的蒙太奇手法不谋而合。后与侯孝贤合作的代表作《悲情城市》影片获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成为台湾电影界的骄傲。
屈原自比香草美人，于是比兴传统贯穿后世文学。文人骚客们尊崇梅兰竹菊，讽刺恶禽臭恶，皆是典型。朱氏企图同永不止歇的时间相抗衡，天真地以为如此便能抓住青春的尾巴。人类面对韶华易逝产生的身世之悲，不在少数，古有黛玉葬花，今也不胜枚举。
花草在文学中常象征着令人向往、引人追求的事物，譬如高尚的品德、温婉的性情和美好的外貌等，《楚辞》所及江离、辟芷、秋兰、木兰等，多带有幽香，怡人心脾。《诗经》中“桃之夭夭，烁烁其华”写就了桃花锦簇，茂盛艳丽的样子。但在朱氏小说中，花草总不能长久地鲜活，结尾前必然衰败无踪迹。
苏格拉底曾说，“未经省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面对金钱和物质的诱惑，多少人像米亚一样，选择了一条看似轻松的道路。
她变得更漂亮也更颓废了：妆容、衣着无一不是时下最流行的款式，笑起来称得上是一副妍丽多姿的面容。可是全副武装的同时，是否不经意间将面子装成了里子？反观当前，多少女性没能经受住金钱的诱惑，而沦落为他人口中的是是非非？
名誉上、人格上皆不自爱，更遑论对他人付出的几分真心。
满目苍凉
《悲情城市》剧照
我知道是时候把全文的叙述上升一个高度，谈一谈被物化的个体，谈一谈专业视角下如何看待恋物情结，谈一谈西方拜金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碰撞，可一捧起这篇小说，竟只顾得熏熏然沉醉于朱氏叙述，像只填不饱的饕餮惶惶在文字间追寻。
“苍凉感”常用来形容张爱玲，朱天文在直承“张派”叙事的同时将“苍凉感”一同纳入怀抱。追忆感伤和异类写作的大有人在，但九十年代的朱天文追赶得如此急迫，如此心焦，有人称之为“惘惘的威胁”——那是一种恍若立于悬崖之上，前无生机，后无退路，仍要呕心沥血将平生所见一吐为快的倔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天狗食日迫在眉睫，我要在城堡坍塌陷落之际，留住那奇丽壮观的刹那风光。
于是我们看到文人笔下的台湾，不是《康熙》呈现给我们的全民娱乐，也不是旅游宣传手册里垦丁目之所及的碧蓝大海，而是朱记者的第一手观察资料：不同于庄严的伦敦、浪漫的巴黎和自由奔放的纽约，当科技与都市浪潮冲击台湾，文坛却一片按捺不住的焦躁、孤独。
个体的无奈与浩浩汤汤向前翻滚的历史车轮相比，是宛若宇宙星辰般渺小的存在。两者之间形成的强烈偏差从台北放大到全世界，旨在引发读者朋友们对世纪交会之际文化碰撞的思考。其视野之广阔，直逼我们当代所讨论的中国如何自处，如何在文化冲击中保留中国传统等重要话题。
朱天文为台湾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私人化创作经验，她反复、自觉地从事着自我提炼、自我超越的写作实验。其对文字之热爱深入骨髓。
她说“城市以文字排列组合的面貌构筑，自我眼前像冰山浮升出水面，云垂海立。我写出来的城市啊，仅仅存在于文字中的，字亡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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