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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明代赋税和差役制度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其整体架构，是建立在里甲制度基础之上的。梁方仲教授早已深刻指出，明代的赋役制度是“役中有赋，赋中有役”。
随着地籍的混乱，明代广东地区所征夏税，实际上只在税额上存其名目，就赋税实征而言，夏税秋粮已经逐步混为一体了。
若套用现代的概念来分析，民田相当于私人所有的土地，地租由地主征收，政府所收民米是赋税；官田相当于国有土地，政府征收的官米是地租与赋税的合一，故民田赋轻，官田赋高。
明代田赋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田赋征收与税粮用途相对应，每项税粮征收时已经确定运往何处仓库，故田赋的实际负担、折银先后以及折银率高低均与田赋用途、解运地点有直接联系，起运存留的区分是明代田赋制度的重要内容。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田赋制度的设立，出发点是将编户齐民约束在土地上，为王朝提供贡赋。所以，明代用来登记田土以为征收田赋的主要依据的，是作为户籍的黄册，“州县田土，开各户若干、条段四至，官田依官田起科，民田依民田则例征敛，编入黄册
这种赋役征收的做法，与其说是“求田问赋”，不如说是“求户问赋”。编制在里甲之中的“户”，不仅是纳税的主体，也是王朝征课赋役的对象。
由里甲人户轮流承担的“催征钱粮，勾摄公事”的差役，是里甲最基本、最主要的任务，因而又称为“正役”或“里甲正役”。在这两大基本任务中，“催征钱粮”的任务范围比较明确，而“勾摄公事”的范围则有相当大的弹性。据梁方仲先生考证，“勾摄公事”主要是拘传罪犯、词讼买办等项公事。这应是该任务的本来的意义。但后来里甲承办公事的范围，似有不断扩展的趋势。
这种等级户税的课税客体，兼有人丁和以田地为主的财产，而确定每户承担差役轻重，既是根据每户的丁额，更重要的显然是根据大致反映各户财产状况的田粮额。尤其在黄册建立起来以后，册中登记的人丁额越来越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下，田粮额在差役佥派中更日益成为主要的依据。
明初建立的赋役制度的整体架构，是建立在比较健全的里甲体制的基础之上的。第一，无论田赋的征收，还是差役的佥派，都是以编制在里甲户籍之中的人户为对象；各种赋役名目，虽然征派的方法和原则不同，但实际上都以里甲户为供纳赋役的基本单位。第二，各户的人丁财产，均以黄册所登记的为依据，因此在黄册中登记的“户”，其内涵就是一定的人丁事产的集合体，这种人丁事产的集合体，才是明代赋役真正的课税客体。第三，所有赋税和差役的征收佥派，都是通过里甲系统来进行的。第四，里甲户负担的赋税和应充差役，都在里甲户籍中登记，并固定下来，里甲户应负担的田粮额、是纳官田之赋还是民田之赋、田赋交纳时上纳的仓口等，均以里甲黄册登记为依据；里长、甲首、畸零带管户的编定，决定了它们在差役负担上的区别；民户、军户、匠户、弓兵、皂隶、铺兵户、站户等户籍名色，也都分别按照明初编派的差役来划分。
明代广东地区的“山海之寇”，并非如一般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少数民族”的反抗，其社会成分是相当复杂的，除了大量正在“汉化”过程中但又没有“归化”于王朝正统统治的所谓“蛮夷”之外，还有大量的是“不肯附籍复业，往来流徙不已”的所谓“顽民”，即使在所谓“蛮夷”中间，也有许多是“奸民亡命者辄窜入诸瑶
简言之，明代广东的“盗寇”，实际上是两种看似相反的社会流动汇合而成的一股力量，一是本地“蛮夷”逐步汉化，一是原来的编户逋逃脱籍。居住在山林河海之中的“蛮夷”的汉化，为原已成为汉人的“编户”逃亡提供了庇护，而入山下海的“逋负之徒”则一方面在文化上推动了“蛮夷”的汉化，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引导其与官府
这两种朝相反的方向流动的势力，之所以能够合流共同反抗官府，其动力来自明代繁苛的赋役征派，既迫使编户齐民走上“逋逃”之路，又阻塞了“蛮夷”入籍向化之途。正如张居正所说的，是“吏不恤民，驱而为盗
在王朝政府的立场上，越能够将全体社会成员编入户籍，就越能有更广泛的贡赋来源，有效地控制社会，并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户籍编制实际是政府控制和役属人民的重要基础；而从百姓的立场上看，作为编户齐民的负担太重，迫使他们不得不力图逃脱户籍约束，摆脱这种役属的关系。使得矛盾更为复杂化的是，原来就属于“化外之民”的“蛮夷”在经济生活和文化上逐步“汉化”的同时，不能获得正统化认同的资源，只能被迫走上反叛的道路。在这三种互相矛盾的合力作用下，建立在里甲制度基础上的社会控制职能面临着严酷的挑战，由里甲制度所支撑的社会秩序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这种社会危机通过赋役征派的种种矛盾展现出来，又通过一系列由下而上的赋役制度改革，调整了里甲体制的运作模式，重新规范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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