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我以我血荐轩辕

随笔：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先生自1912年5月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至1926年8月赴厦门大学任教，结束了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十五年的官员生涯。

先生当时任教育部佥事的职务。这个职位在科长以上，司长以下，算得上是一个中层官员了。同时，又在北大，北师大，北京女子师大做兼职教授。 佥事的官职，教授的身份，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都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志得意满，脑满肠肥的社会名流。 先生若能用他的笔，为当权者挠挠痒，唱两句天下太平，皇恩浩荡的颂歌，则满可以四平八稳地躺在安乐椅上，舒舒服服地享受和消费他的地位和声望了。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他是一个富有国家和民族使命感的文化战士，他的心里装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是中国青年的进步与希望。 他用他一只犀利的笔，与黑暗与昏庸的北洋政府做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并且把改变中国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充满热情与活力的知识青年身上，鼓励和号召他们与保守的落后的封建的势力做勇敢的抗争。

1925年4月29日，做杂文《灯下漫笔》。在这篇杂文里，先生以他的深邃的思想，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对所谓数千年的“中国文明”给予猛烈的抨击。 先生一针见血地说【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鑒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意。但在新近编撰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是“皇恩浩荡”了。……】。

这就是一个关心民生疾苦和民族命运的伟大的思想家的历史观。他犀利地指出，三千年的中华古国史，其实就是百姓不断被杀掠，被奴役，做牛马，当奴隶的历史。 接着，先生悲愤地指出【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习，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殍；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的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的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先生在这篇杂文的结尾，大声疾呼【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有人奉劝他，不要说这种不合时宜，与当权者唱反调的话语，写这样打权势者的脸的文章。先生在《华盖集·题记》里这样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现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那种“煮自己的肉”以滋养青年的灵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尚情怀，必将彪炳千秋。

这样的言论，又加上公开支持北京女子师大的进步的学生运动，得罪当局，在所难免。于是，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利用职权，提请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罢免先生的教育部佥事的职位。

据先生日记，1925年8月22日，赴平政院控诉章士钊，8月31日，为控诉章士钊，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

鲁迅先生决心要和他的顶头上司打官司了。至于这次起诉章士钊的动机，鲁迅先生在递了诉状的次日，亦即8月23日，在给他的好友台静农先生的信中，是这样说的【这次章士钊的举动，我倒并不为奇，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昨天已经在平政院投了诉状了。】 其时，先生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名利和地位之与他，早已微不足道了。 1926年1月17日，据先生日记，在平政院控告章士钊胜诉，复教育部佥事职。

先生的《华盖集续编》里的《不是信》一文，是这样说的【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了，还未去做，然而预备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还有一个小目的，是在对于以我去年的免官为“痛快”者，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挠腮，忍不住露出本相。】

和章顶头上司教育部长打过官司后，先生已经萌生了去意。1926年8月26日，据先生日记，“下午由北京赴厦门，许广平赴广州，同车启程”。 同车启程，应该不是巧合。先生和许广平的关系，经历了北京的师生关系，广州的助手和秘书（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经常回受邀到各校演讲，广平就充当他的粤语翻译），进一步而为上海的夫妻关系。 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

耕读堂主人

草于2016年8月13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