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进行了有趣的三场对话。
第一场，是在我们庭审练习之后的reception上，和许久未见的朋友Alex和他的同事Matt的一场对话。Alex在法学院高我一级，我们一起做一个关于科技和法律的期刊。他是三十岁从法学院毕业的；他毕业的时候，向比自己大8岁的女朋友求婚，去年刚生了一个漂亮的宝宝。于是Alex就拿手机给我看宝宝的照片，然后我就负责惊呼“好可爱啊！”那个时候，Matt过来，Alex把他介绍给我，问了几句背景问题之后，Matt问我什么时候来美国的。我说三年前，来上法学院。Matt就很惊诧，说那么你适应美国的文化一定会困难啊。我像机灵小不懂一样转了一下眼睛，然后说，适应法律更难。然后我给他说，我在国内的时候非常blunt，有什么说什么，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但是来到美国之后，美国非常politically correct，所以我就没有问那样的问题了。Matt就笑了笑，好像在思考的样子。
第二场，是在从培训的宾馆回芝加哥的路上，我和另外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师姐在一起聊天。这位师姐其实是中国人，三岁从中国来到美国，除了爸爸妈妈其他亲人都还在中国。我们就一起聊天说道以前小的时候的中国的各种风俗习惯。之后，她说道，她每次回中国，都觉得不舒服，因为周围的人都会过来对她说，你太胖了。其实她和我一样胖。不过我懂她在说什么。在美国我穿S号，回中国我穿XL号。所以我也因为如此在美国活得很舒心。上班不化妆、下班不化妆、穿牛仔裤、和奇怪的衣服搭配。基本上如果我不在公司里面穿大裤衩来回飘荡，是不会有人过来对我穿什么、有没有化妆作出评价的。
第三场，是在晚上芝加哥校友会的吃饭活动。其实我一直非常不习惯这种大型群体性活动，一个人也认识不了，认识了也是泛泛之交。不过提早交了钱，就还是去了。中途和一个朋友聊天，她大我大概三级，已经身怀六甲。在中间说着说着，她说了句话：加班会导致流产，这是真的。我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庭审训练，在整个庭审当中听到任何一个不合理的话，耳朵都会竖起来。而且对于一个律师说加班会导致流产，这是怎样的会聊天。
但是我知道，这样说话谁都怪不了。这是我们长大的环境所赐，后天也没有经过专门的语言训练来进行改变。我每次回到中国，甚至也会自己变得会说出概观笼统的话来。你说，“农村出来的男人都是凤凰男”；他说，“上了哈佛的人一定都是优秀的”；她说，“她被丈夫打一定是她自己也有问题。”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只是客观地总结事实。其实这样以偏概全的言论，可能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和世界建立起来好的反馈系统，没有足够的信息量来让自己判断，在什么情况下，农村出来的某个男生是优秀的，上了哈佛的某个人就是个渣，被丈夫虐待的确是有可能是丈夫的错。可是我们说话总是intention很好，impact很差，因为我们总是不太注意，在说话的impact和自己之间建立一种反馈系统，让自己能够知道，自己讲出去的话，到底是怎样的impact。
所以听到了加班会流产，我也没有反驳说爸妈都是博士对于孩子的好的影响远大于孕期加班。这句话连我自己都不信，为什么要拿去反驳别人呢？而且有些话到嘴边，是要硬生生咽下去的。况且这又不是法庭，有什么可为之输赢争斗的呢？大可以不必，在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上去做文章，也不必要去在自己没有而别人有的东西上去自惭形秽。上了法学院，做了律师，越发觉得，除了在生活方式上对别人有着最坦诚的敬意之外，还要去主动培养一种与这种敬意相符合的说话方式。这当然也不是说自己就是善良的，别人就是不善良的；实在是我现在说话的反馈系统，已经慢慢像美国靠拢了。如果我在我的同事面前说，加班多了会流产，我一定会被翻白眼。我已经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被训练出来某种神经，知道在我呆的环境里面，什么不能说，什么可以说了。
我现在真的已经和美国人聊天太舒服，不会怎样在某些中国群体当中聊天了。这真不好。不过我还是洗洗睡吧。
如花2017.1.18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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