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小区里摆书摊，算起来，大概有五六年的光景了。
有时候在广场边上，有时候在地铁站出口不远处。
卖的书，是各种儿童类书籍，有绘本，有看图识字，有简单的数学运算，还有时下比较流行的漫画。这些开本不一厚薄不同花花绿绿的书籍，被摆放在一辆改装过的电动三轮车上，四边支起来加装上去的铝制门上，参差不齐地挂满了各种塑料玩具。
在三轮车的边上，往往会有一个大号的红色塑料盆，里面散乱地叠放着各式各样的贴画。
她一年四季喜欢穿裙子，不管厚的薄的，在夏季或者冬季，上身永远穿着夹克衫，这让她的身体看上去有些臃肿，粗跟的鞋或者靴子，把两只腿衬得更显粗壮。
她几年来一直扎着马尾，饱经风霜的脸上，是岁月雕琢的痕迹。
但这些丝毫不会妨碍她的乐观。每次见她，都是乐呵呵的。
带女儿出来散步或者玩耍时，偶尔会路过她的书摊，女儿每次都吵着要买书或者贴画。在女儿蹲在大红盆前面把贴画一张一张翻开来选自己喜欢的图案时，会和她简短地聊几句。
闲聊中知道她是山东聊城人，把聊以为生的几亩田地，留给年老的公婆，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北京谋生。
见到她的丈夫是在去年春节前，正是一大波外地务工人员携着大包小包返乡的高峰，那两天从地铁口出来的时候，老远就看到她的书摊，周边还应景地摆放了新年春联和各种福字，大概延续出两三米的长度。一位身材矮小灰头土脸的中年男子，正招呼着准备买春联的顾客。
“这款卖得好着呢”，他说，有些腼腆。言行里透露出山东人与生俱来的朴实。
斟酌了好半天的老妇人，最终挑选了一对红色的惟妙惟肖的动物生肖图案，心满意足地离开。
猜想应该这就是她的男人吧，“没看到大姐啊”，我搭讪道。
“她带孩子回老家了，”他说，言语里有一些兴奋，也带着些落寞。
“你不回么？”我问。
“不回了！”他答：“我在和平里那边的一个大厦做保安，过年期间不放假，请假一天要扣200多呢，”他说。
见过他们的孩子，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有时候会在书摊周边转悠，梳着分头，头发染成了黄色。和在城里长大的其他农民工二代一样，不管是说话的语气，还是言行，他已经更多地融入到这个城市中了，或许，只有在每年春节回去的故乡，在这孩子年幼的目光里，才是一个暂时的栖息地。他真正熟悉的生活，已经和这里的一切浑然一体了。
不知是不是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她为孩子在她摆书摊的不远处的英语培训学校里，报了英语。“你家女儿学英语了没，我们家孩子学了两年多了，就在那个学校，挺好的呢”，有一次，她看着蹲在地上挑选贴画的女儿，用手指着不远处的学校给我看。
那个染了黄头发的孩子，正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在书摊边打闹，带着孩童的天真，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痞气。不知道，他是不是明白父母的苦心呢。知道她租住在离这里大概两公里外的村子里，十平米左右的小平房，房租从几年前的两三百元，涨到了现在的八百元。她为孩子报的英语班，一个小时的收费是一百元。
从来没有问过她摆书摊一年能够有多少收入，我想，在她，应该是不愿意为外人所问及的吧？不过，有次路过书摊前，看她接电话时，用的居然是刚刚上市不久的苹果6S。手机被一张很夸张的色彩绚丽的外壳包裹着，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
有次城管突袭，小商贩们慌张地做鸟兽散。她吃力地推着满载着图书的三轮车，躲在几百米开外一辆停着的面包车后面，紧张地向城管车辆停放的方向张望，那里正聚集了数十名围观的路人，看城管把来不及躲闪的小摊贩的煤炉子、小推车、甚至水果蔬菜、衣物等等物品往写着城管字样的轻卡上装。那些无能为力的小摊贩，蹲着或者站着的，表情忐忑。有女人在掩面哭泣，有男人在大声地骂娘。场面一片混乱。
路过她面前时，问她：“怕不？”，她说：“怕！怎么不怕？！”声音听上去有些发颤。
“物业会管你们吗？”我问。
“物业不会，”“过年过节的时候，需要打点。”她平定情绪后迟疑了下说。
“哦”或许是看出我的疑惑，她解释到，“我们物业有认识的亲戚，如果不认识，要每个月交不少钱呢？！”
曾经听过一个临时租用广场边的空地，摆摊做床单的摊主说，一个月，要交给物业1200元的费用，那不过是一个大约三四平米的地方，业主们的公共活动场地，就这样，被物业管理部门出租了。
在去年的平安夜，带女儿去附近的天主教堂，让她感受圣诞的节日氛围。在教堂拥挤逼仄的狭小空间，我看到，摆书摊的女子以及她的男人，正跪坐在地上，虔诚地祷告。
生而为人，都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利，不管他怎样的出身，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向每一位付出辛勤劳动并期待美好未来的奋斗着的人们致敬，祈愿我们每个人能够早日过上心中向往的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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