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风险？
风险无处不在。购买保险是应对风险的方法之一，政府机构为灾难受害者提供援助，则是处理风险的另一种方法。
无论采用怎样的机制应对风险，最关键的两件事：（1）要降低风险的大小；（2）将风险转移给那些以最低成本承担他的人。
一、降低风险的机构
家庭、帮会、封建军阀、保险公司、生意合伙人、大宗商品投机者以及股票和债券的发行者都在从事降低和转移风险的活动。
1、政府机构
对于政府机构来说，由于使用的是纳税者的钱，他们并不急于阻止人们承担更多的风险。
政府官员在处理风险问题时，不仅没有动力去降低风险，他们批准的法律还有可能削弱私人保险公司降低风险的能力。对政府机构来说，政治风险才是衡量标准。政治方面的考量会对政府处理金融和实体经济风险的方式产生影响。
4、政府对保险的监管
有利：降低道德风险带来的风险，减少逆向选择问题。
政府对风险行为的监管，比如说制定法律禁止在家中储存易燃物品，严禁酒后驾车等，这可以降低道德风险带来的风险。而立法要求所有驾驶者必须购买汽车保险，则可以减少逆向选择问题。
不利：强行设定保险费率，迫使保险公司承担额外的风险，保费被提高的同时，高风险行为也增多。这不仅造成了经济损失，还对第三方的生命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比如，在拥有比特斗牛犬或其他具有攻击性犬类的人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报道的，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都拒绝为饲养特定犬类的房屋所有者开出保单。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也证实了过去20年因犬类攻击致死的案例中有超过一半是因为受到比特斗牛犬或同种类犬的袭击。但是政府却下令禁止保险公司对特定犬类的拥有者制定限制条款，结果是养得起高危犬类的人更多了。而为此买单的就是其他投保人（保险公司的整体成本提高了，而投保人支付的保费也会增加）和受这类比如，保险公司需要对缴纳保费过低的司机所造成的伤亡进行赔付，而政府会为保险公司的赔付规定一个上限。在亚利桑那州，对于造成单人死亡的车祸，保险公司的理赔上限是15000美元。如果是多人死亡赔偿的，最高限额为30000美元。据估计，单人死亡要求的赔偿额一般在100万美元以上，单靠保险赔付完全不够。如果肇事司机有钱，他就有责任将保险未覆盖的部分偿付给受害者。但如果肇事司机没钱，损失就无法得到补偿。如果政府并没有为私人保险公司的财务责任设定限额，这些公司的决策者就会制定比法律更为严格的安全保障要求。例如，迪士尼不允许身高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小朋友或是孕妇乘坐某些游乐设施，而法律则允使他们乘坐。
又比如，关于驾驶证的要求。因为老年人口是投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些州老年驾驶者无需任接受任何路考就能够更新自己的驾驶证。但众所周知，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视力，听力和反应能力都会减弱，会出现眩晕，心脏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会增大，身体机能的衰退会造成很多危险。高龄司机可能会失控，撞到行人或是撞入路边的建筑，但很少有政客会提议超过一定年龄的高龄司机需要进行身体机能测试，因为他们不愿因此激怒老年群体而失去选票。
对政府机构来说，政治风险才是衡量标准。政治方面的考量会对政府处理金融和实体经济风险的方式产生影响。
2、所有权共享
相较于现在过去的沉船风险更大，投资者为了保护自身权益，一般会持有多艘船的股份，而不是只投资于一艘船。与之类似，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同时持有多家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只投资某一家公司来分散风险。
除了持有不同公司的股份，员工也会联合起来共担风险，因此来降低单个人所面临的风险。于是，在某些职业或行业的员工之间，某些民族的同胞之间，或是居住在某个地区的邻里之间，联合起来降低风险的互助协会就应运而生了。成员需要向共同基金投入一小笔资金，当有人因病致困或者因病伤残时，基金会可以帮助支付相关的费用，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这样的方式可以将人们故意从事更危险行为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3、安全运动
这是一种应对风险的新机构，它与以往的机构完全不同，主要是通过法律诉讼捐赠或税收优惠等途径来筹集资金来维持机构的运转。换句话说，他们唯一能够赚钱的产品或服务就是制造“忧虑”———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尽量的激起陪审团、立法者和广大民众的忧虑。
汽车安全是一个由第三方机构和运动做出决定的典型案例，而这些机构的钱和权利都源自于制造恐惧。 第三方安全运动在某些方面与面临风险的人自己做出选择并承担成本的方式是完全相反的，他们通常并不关注以多大的成本去降低多少风险。相反，他们关注的主题在于哪些东西不安全，并要让其变得安全。他们的重点是现有风险表明了目前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够，或者负责控制风险的人没有践行责任，或两者皆有之。总之，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第三方安全运动，他们习惯用耸人听闻的说辞来取代风险增量分析，他们的动机是最大化对风险的担忧，而不是最小化伤亡。因此根据这一论点，权力和资金就应该要转交给新的负责人和机构来管理，以保护公众。
类似的论调可被用于所有领域，如医药安全、农药管理、核能发电、汽车安全等，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100%安全的。
一本讽刺艺术的杰作拉尔夫•纳德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作者针对一款叫考威尔的汽车，在书里写道，车辆使用者无法要求在汽车设计中加强安全保障，换句话说，美国汽车的生产仅遵从制造商自己设计的安全标准。总之，他最后的论点是，美国的汽车都很危险，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这样的论点没有任何的证据，却通过媒体的宣传在大众之间广为传播。最后的结果是考维尔汽车被迫停产。但几年之后，美国交通部进行了大量测试，表明卡维尔汽车的安全性能与同时代类型的车型差不多。当然，这样的测试来的太晚，因为考维尔汽车已经绝迹了。
4、政府对保险的监管
有利：降低道德风险带来的风险，减少逆向选择问题。
政府对风险行为的监管，比如说制定法律禁止在家中储存易燃物品，严禁酒后驾车等，这可以降低道德风险带来的风险。而立法要求所有驾驶者必须购买汽车保险，则可以减少逆向选择问题。
不利：强行设定保险费率，迫使保险公司承担额外的风险，保费被提高的同时，高风险行为也增多。这不仅造成了经济损失，还对第三方的生命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比如，在拥有比特斗牛犬或其他具有攻击性犬类的人中，就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是这样报道的，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都拒绝为饲养特定犬类的房屋所有者开出保单。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也证实了过去20年因犬类攻击致死的案例中有超过一半是因为受到比特斗牛犬或同种类犬的袭击。但是政府却下令禁止保险公司对特定犬类的拥有者制定限制条款，结果是养得起高危犬类的人更多了。而为此买单的就是其他投保人（保险公司的整体成本提高了，而投保人支付的保费也会增加）和受这类狗袭击而伤亡的人们。总体来说，政治因素会迫使保险公司扩大承保范围，为本不予承保的东西提供保险。如犬类袭击、狂风对房屋的损害以及更多的医疗方案等。
5、保险和再保险
保险公司竭力降低各种可能造成不幸的风险，还将风险转移到承担成本最低的地方。
保险公司可以付钱，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整体风险比任何一家原保公司的风险都要小。
正如房主和公司可以通过支付保费将发生火灾、遭遇洪水和其他灾害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可以付钱，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在这两种情况下，风险不仅被转移，同时也被降低了。
例子，由于再保险业务不发达，有些国家企业和家庭就需要预留更多的资金和物资来抵御风险。如果部分风险能由瑞士和美国的再保险公司承担，那就不需要预留那么多的资金和物资。我国的长江沿岸就储备了大量的抗洪物资，防范洪水风险，包括安置被迫离家群众的帐篷、供灾民食用的罐装或其他密封食品、用来维修损坏建筑和进行重建的设备等。但如果中国的原保公司在瑞士再保险公司投保，一旦长江洪水肆虐，瑞士再保险公司就会实时电汇资金从日本购入设备和物资，并在几个小时内送达中国，这样中国就不需要事先准备那么多的物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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