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夏天，大哥初中毕业，这在当时的荡区算得上中等学历，小学念不了几天的大有人在。
大哥能说会道，拾掇庄稼又在行，20岁就当上了生产队长，但个人问题高不成低不就，拖到24岁，成为大龄青年。
母亲着急，担心大哥晃成光棍，四处请人说亲。
依旧东谈东不成，西谈谈不拢，母亲愁得半夜起来抽烟袋。
那天，母亲在芦苇荡弯腰割柴，有妇女走过来告诉母亲，大哥跟邻村的孙芳好上了。
一条小街隔开两个村，孙芳家在街南，我家在街北，两家相距不足1000米。
孙芳在公社小学做民办教师，父亲是退伍军人，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母亲担任村妇女主任，三叔是公社干部，她家的境况比我家好得不止三点两点。
妇女把两人相处的细节说得绘声绘色，母亲相信之余，半喜半忧。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孙芳知书识礼，家境又好，母亲巴不得她做儿媳，可又担心她家人嫌弃我家。
果不其然，母亲问起，大哥把嘴撅得有八丈高，说孙芳家人横竖看不上他，所以，他和孙芳只敢偷偷地交往，连我母亲也瞒着。
母亲内心一凛，随后故作轻松地说，新社会，婚姻自由，父母没得权利包办。
公社广播播放的时髦词，终于派上用场了。
大哥阴着个脸，难不成为了结个婚先去打官司?
母亲不懂打官司，但本能地觉得那是很严重的事，于是，底气不足地说 ，不行我就去公社喊冤！
大哥白了母亲一眼，冷哼一声，那倒好，没结婚，先让公社人围在一起看耍猴。
母亲知道大哥说得有道理，有些事情嘴上说说可以，真要放行动上千难万难。
一夜未睡，第二天，天色蒙蒙亮，母亲去找卸任的老大队书记，请他出面撮合。
老书记点头，说愿意卖个老脸，他了解母亲和大哥的为人。
母亲喜笑颜开，当即跑去三十里外的集镇，买来烟酒红糖麦乳精，送给老书记。
母亲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吃早饭，空着肚子，来回走了六十里，饿了渴了，就捧一口路旁的河水喝，连一毛钱一碗的面条也没舍得买了吃 。
第二天，老书记拎着四样重礼，去了孙芳家。
午饭后，老书记醉醺醺地走出来，母亲眼巴巴地迎上前。
孙家好酒好菜招待老书记，唯有大哥的亲事一句不让提。
没过几天，孙家拒绝的话，经过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添油加醋，传遍小街的角角落落，到了母亲的耳朵变成这样：
就江家那穷相，也不撒泡尿照一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吃吨草放个轻巧屁……
受此侮辱，母亲气得要往天上跳，发狠话要大哥和孙芳断绝往来，她做她的仙女，咱打一辈子光棍，也绝不高攀。
大哥不干，梗着脖子跟母亲吼，吼完抱着被子去生产队牛棚住。
几天后，母亲堵在牛棚门口，只见大哥脸色灰暗，萎靡不振，瘦了一大圈。
母亲心里一阵难过，好说歹说，大哥才肯搬回家。
母亲脾气耿直，在外跟人争执，很少主动往后撤退，但在儿女面前，很少不退让，以至于到了晚年，退到没有自我。
思来想去，母亲换上一身没补丁的衣服，提着两斤鸡鸭蛋和一网兜虾干，跨进了孙芳的家。
母亲思维清晰，保证的话像刀砍在板凳腿上，直来直去不绕弯，而且句句有力道，尤其那句“江家人没啥大本事，但做人地地道道干干净净，让人戳脊梁骨的事打死不会干。”打动了孙芳的父母。
这个时候，孙芳恰好从外面一头冲进来，趁热打铁，流着眼泪说非大哥不嫁。
是不是大哥去学校找孙芳回来，她有没有躲在门外偷听，母亲不得而知，反正她父母终于勉为其难地点头。
大哥和孙芳正大光明地交往半年之后，两家找人定下嫁娶的日子。
孙家提出的聘礼，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四套衣服的布料，外加一件华达呢大衣。
母亲当即答应，聘礼符合当时当地的风俗，不过分，接下来，两家人客客气气，商量婚礼的细节问题。
聘礼向来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女方狮子大开口，男方讨价还价，难免发生口角之争，也会互相谩骂，甚至谈崩了分道扬镳。
大哥要结婚，母亲自然喜出望外，可是，掏空了所有家底盖瓦房，还有外债没有还清，口袋干瘪的话，寸步难行。
多少个夜晚，母亲躺在床上烙饼一样难以入睡，哥哥结婚与不结婚，都让母亲愁。
活人不能叫尿憋死，母亲跟父亲说卖鸭子筹钱，父亲一听就发火，芦苇荡里的那群鸭，父亲当眼睛一样爱护，母亲坚持，父亲吼着要打母亲，被大哥拦住。
母卷冲进锅屋拿起菜刀，做出要跟父亲拼命的架势，父亲转过身骂骂咧咧，划着小鸭抄（方言：小木船，），一头钻进芦苇荡。
母亲撑起大木船，跟在父亲身后 ，父亲去哪儿，母亲就去哪儿。
父亲当然知道大哥终身大事耽误不得，只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三天后，父亲红着眼睛卖掉那群整天绕着他呱呱叫的鸭子。
前头卖掉鸭子，后头母亲又要卖长木船，二哥一蹦三尺高，说什么都不会同意，撂下狠话，谁来买船砍谁的爪子。
下芦苇荡割柴离不开船，捞鱼摸虾离不开船，去集镇买卖东西，还是离不开船。
所有人都可以由着性子来，都可以因为为难而止步不前，只有母亲不可以任性，不可以因为为难撂挑子。
母亲撑着邻居家的木船，去芦苇荡里去找躲藏起来的二哥。
四野无人，野鸟扑腾，黑魆魆的芦苇荡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
母亲来不及害怕，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喊着二哥的名字。
颤抖的声音，被杂乱无章的风吹散，又被呼来呼去的芦苇淹没。
芦苇根子锋利如刀，戳破了母亲的脚，血一路滴落，渗进败草丛中，又被滩涂收藏。
低洼的柴塘里，母亲向二哥保证，把大嫂娶进门半年，一定打一条新木船，二哥这才有了笑脸。
东为上，新瓦房的东房间，作大哥的婚房，父母从东房间搬了出来。
五斗橱，高低柜，榻米床，整齐一新，油漆漆得铮铮发亮。
一切准备就绪，大哥的新衣服实在拿不出钱，母亲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孙芳瞒着家人，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扯布给大哥做了里外两身新。
鞭炮响起来，孙芳的父亲和弟弟撑着木船停泊在我家河码头，大哥从孙芳父亲的手中接过孙芳的手，二哥三哥跟在大哥大嫂的后面，一起踏着芦苇铺成的路，走向我家的新瓦房。
迎亲的鞭炮噼里啪啦，响得震天动地，大人说着喜庆的话，小孩快乐得蹦来蹦去。
此时的母亲，站在人群后面，搓着皲裂的双手，强咽下涌上喉咙的热浪。
这几个月，母亲天天早早起来，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编柴帘，累到睁不开眼，吸一管烟袋提提神，继续干活。
夜深人睡去，只有银白色的芦花，翩翩翻飞在昏黄黯淡的灯光里，然后，悄无声息地落在母亲摞满补丁的衣服上，落在她枯乱的头发里。
大嫂跨进家门的那一刻，母亲再也止不住泪流满面，她的眼睛因为连续熬夜，又红又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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