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把二嫂娶进门，这总算了了母亲一大心事。一年之后，二嫂顺顺当当地生下女儿江北，母亲走进走出，脸上添了几分笑意。
接下来，母亲着手兑现承诺，先跟生产队要了一块低洼的稻田作为屋基地，然后，每天催促父亲和二哥，撑船去外荡一锹一锹地挖土，运回来填进低洼之地，再一寸寸加高与夯实，到了第三年，三间青砖新瓦房拔地而起。
砌房盖屋，历来是庄户人家最重要，也是最最辛苦与操心的事情，所花费的精力，所淌出的汗水，难以车载斗量 。
母亲熬了几个月的夜，红着一双烂眼，仰头望着崭新的瓦房，眼梢眉角都荡漾着笑，终于对二哥二嫂有了交待。
可是，生活不会一直叫人称心如意，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十几口子吃住一起，即便没有大吵大闹，鸡零狗碎与磕磕碰碰也让人耗费精力，分家势在必行。
对于母亲，分家无异于伤筋动骨的撕扯，分家的念头一上来，母亲就会硬生生地把它掐灭，然而，十几口子的矛盾客观存在，不能一直自欺欺人。
除了两处瓦房，家徒四壁，还有少许砌房子的外债，没有什么东西可分。母亲最难过的，是舍不得踢开两个儿子中的一个。请原谅我用“踢开”这个词，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其它更准确的表达。
当时的母亲，还不到六十岁，做事雷厉风行，说话斩钉截铁，家里大事小事基本是她说了算，她就像展翅高飞的老鹰，一家老小缩在她的羽翼下躲避风风雨雨。
她以为两个儿子都是光长人不长心，稚嫩得离不开她的护佑，同时，两个儿子每天都在她跟前转悠，手心手背都是肉，离开哪一个她都疼痛，那种感觉就像当初的生产分娩，尽管，两处房子同在一个村，相距不过三两里。
那段时间，母亲进进出出都绷着个脸，沉默寡言，邻居跟她谈闲拉呱，她也心不在焉答非所问。
有一天，我跟母亲去看望小姨，回家的半路上，天色向晚，四周无人，狂野的风抽打着树叶，母亲突然蹲到小河边，放开嗓子，嚎啕大哭。我上前拉母亲，母亲甩开我：乖瓜，你走开，我哭一会儿心里才能好受一些。
年幼无知的我很是诧异，有必要难过成这样吗？两个哥哥天天近在眼前，又不是去了外地长时间不回来，彼时的我，自然无法理解母亲的哭泣。等我长大成人成家，儿子第一次上幼儿园，那天的我六神无主，后来，儿子读初中第一次住学校不回家，我内心的疼痛与彷徨居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点着煤油灯打箔子（编柴帘）的夜晚，母亲会跟我唠叨家事，哪怕我听不懂，也不理解她的做法。
大哥识字多，口才好，又是村里干部，大嫂做老师，有固定的收入，从表面上看，他们两个比二哥二嫂，显得能干一些。
二哥呢，识字少，玩心重，二嫂人老实，性格温吞，母亲觉得二哥二嫂更需要她的帮衬。母亲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跟二哥二嫂住在一起。“我要是不跟着他们，指不定他们的日子就过得落花流水，少不了被左邻右舍欺负。”这是母亲的原话。
父亲荡里荡外忙，一刻闲不下来，母亲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大哥大嫂巴不得父母多帮扶一把，除了大嫂发了发几句牢骚，冰着个脸，她和大哥总体还是尊重父母的决定。
大哥大嫂的沉默，让母亲更加难受，她倒情愿大嫂哭哭喊喊。连续两个孩子夭折，内心的伤痛不是一年半载可以痊愈，母亲明白他们内心的苦，但她相信，以大哥大嫂的能力，未来过日子不会比二哥二嫂差。
搬家前两个月，父母在二哥新房的右侧，加盖了两间泥胚墙锅屋，与新房互成垂直的“L”字形。
普普通通的日子，父母带着我、三哥和姐姐，离开热热闹闹的小街，跟着二哥一家，搬去冷冷清清的北墩。
小街的老屋经历过无数次的火灾，经历过无数次的动土翻新，直至变成宽敞明亮的瓦房，我们一家一直生活在小街。
二哥的新瓦房，门前是一块块收割之后的稻田，裸露的稻秸时常戳破我的脚，田埂外，河沟横七竖八，屋后是一条河，河水清澈，水草在水底摇来摇去，我家的大木船系在河边的柳树身上。
把杂七杂八的家什物件安置好，母亲开始在门前屋后栽种榆树，父亲挥锹铲土往门前屋后的稻田洼地里填土，没多久，油菜抽绿叶，榆树冒新芽，空旷寂寥的荒地焕发出一片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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