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长安十二时辰》里很多平常但动人的对白里最动人的一句，而全程汗毛倒竖爆着鸡皮疙瘩追剧的我，可能激动过度，可能剧里仙儿太多，居然想不起说这句话的是哪一位。
毫无疑问，短短十二个时辰里张小敬上天入地好大一顿折腾，所有作为无一不在践行这样一种人生信念，从未犹豫，从未动摇。
这种信念的根儿在哪里？在我们“人情社会”的熔（酱）炉（缸）里。
人情社会是我们文化标签之一，既然是标签，很容易毁誉参半。
不好的一面，譬如以前流传过一个段子，说同样一起汽车追尾事故，发生在欧美，一般车主各自打报警电话、保险公司电话，等待专业处理，期间俩人会拉着小手一起抽根烟撩个闲。
发生在国内呢？俩车主很可能像俩点燃的炮仗爆完后忙着给各自熟人打电话，找关系处理。
上学，上医院，上单位……不管啥事儿，我们有没有已经习惯了找关系、找熟人，仿佛离开关系与熟人，我们啥事儿都办不成。
而好的一面，核心恰恰就是这句台词：何以安乐，唯以顾念他人。
孔夫子也态度鲜明地站队人情。他觉得老子偷了羊，儿子报官是忤逆不孝，也就是说大义灭亲是可耻的，亲人间互相维护才是正直。
人情也是我们民族性格之一。
辜鸿铭在一篇谈中国人精神的文章里说，他认为“温良”是中国人的主要品性，这个温良不是温顺懦弱，而是类似一种金属的光芒，沉稳内敛。
他认为这种品性根源在于中国人的同情心与依恋情怀，使得总体层面上，中国人过着一种更倾向于感性体验的心灵生活。
辜鸿铭这个同情心和依恋情怀视角的解释特别有趣。这可能是我们人情社会形成的心理基础。
依恋情怀是同情心的基础，辜鸿铭说的同情，和共情意思差不多。心理学中共情与依恋是互利共生关系，高的共情能促进好的依恋关系，好的依恋关系能产生更高水平的共情。
亲和是人类原始而本能的社会动机，它正是起源于依恋。人情社会里，亲和动机被特别重视、凸显，因此人们更富于同情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皆是我们人情社会同情心或者共情能力的体现。
所以社会交往中，我们凡事特别能感同身受，人与人之间更容易滋生和培养情感，更容易和更重视建立情感链接。
从心理健康角度，“人情社会”是有利于心理健康水平的。
更亲密更丰富的情感链接、更亲密更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为个体生命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能有效维护个体心理健康水平。
共情目的是为理解他人，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顾念。
那顾念他人又是如何实现安乐自己的呢？或许许又新教授提到的道德愉快可以解释一二。
许教授认为，道德愉快有减轻和消除任何精神痛苦的作用，特别是，它能抵消和清除道德痛苦的体验及其消极作用……除了道德愉快，任何肉体和精神的满足都不能清除掉违禁性罪感的痛苦以及它的消极影响。
这可能也是主流宗教与精神信仰的核心思想都强调奉献行为的情感基础。
精神信仰也好宗教也好，其最基础功能无非缓解精神痛苦。人类意识自混沌中清醒自立那刻起，人类精神痛苦随之诞生。
我们不知道除人类以外，其它动物能不能感受精神痛苦，如果能，它们如何调节缓解，但我们知道自先祖开始，我们主要是靠什么来调节与缓解精神痛苦的——利他行为。
痛苦的背面是愉快。借由道德愉快，同情心、顾念他人、奉献利他、心理健康与幸福（安乐）感，被如此美妙地串联在一起。
从心理健康水平角度来说，健康水平以上，利他行为能丰厚幸福体验，而健康水平以下，利他行为能消除、减缓精神痛苦。
真正的慈善家，从来不会承认自己在施舍，因为他们懂得，那些所谓慈善最终是为了自己更深刻的幸福体验，借由利他行为带来的道德愉快实现。
这世间和特蕾莎修女一样的人，幸福感得有多丰沛广袤。更持久深入的利他行为，带来的道德愉快、幸福体验，一定是能超越物质，甚至超越包括食色在内的基本生理需要的。
回到现实，在心理咨询中，引导发展利他行为以减轻缓解精神痛苦可不可以作为工作思路之一呢？特别对抑郁或焦虑等不良情绪有人格特质基础的人，与不良情绪相处可能是一生的事儿，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利他行为，能否作为维护心理健康的干预方式之一呢？
如果可以，该如何进行？
马家辉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曾经提起过自己就读芝加哥大学时，看到社区对打架、酗酒甚至吸毒等问题青年的心理辅导方式，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具体方法就是安排问题青年去孤儿院，在专业人员协助下帮忙照顾孩子，包括教孩子读书、陪他们踢球、游戏等等。
效果非常明显，被帮助的不仅仅是受到照顾的孤儿们，也包括问题青年自己。他们在帮助别人守望别人的过程中，自我越来越强大，心理在自我强大中得以成长。
问题青年们从承担责任、利他行为中获得自我肯定，由此带来的道德愉快感是对照顾行为的奖励，这种正强化最终形成良性循环，消弭“问题”于无形。
由此推及心理健康处于失衡状态的人，有意识地去主动承担责任、发展利他行为，小到照顾小动物，大到做义工什么的，也必是对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有利的。
所以呢，何以安乐，唯以顾念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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