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怪异的朝贡制度
明朝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让人觉得有些怪异。这种怪异主要体现在：明朝海外活动的初衷仅仅是希望通过贸易的手段来获取国家的荣耀感。
对此，我们可以从《明经世文编》中得到印证：“柔远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朝之故事也。”而在《上太平治要十二条》中，则这样说道：“夫驭夷狄之道，守备为先……蛮夷朝贡，间有未顺，当修文德以来之……莫不率服矣，何劳勤兵于远哉！”
可见，与西方海外贸易拓展有着较大的不同，主要区别体现为：
一、摒弃了暴力，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武力。
二、以守为主，不主动进行贸易扩张。
三、与其说是海外贸易拓展，不如说是德行感化。
因此，明朝的贸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朝贡贸易，而非西方所推行的武力军事作先锋，为商人开路的政策。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里，他甚至直言古代中国对外的关系是属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延伸”。
这样看来，明朝朝贡制度下进行的贸易只是“怀柔远人”的工具，而不是为了增加国家财富—虽然客观上也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国库充盈。
对于进贡商品或交易商品，像日本的刀是很受欢迎的，像成化二十一年（1458）日本国王就进贡了3610把。到了后来，由先前规定的允许少量日本人来朝进贡增加到了60人，这说明是有更多的商人随行前来进行贸易的，而明朝市场的容纳度是日本国内无法比肩的。
因朝鲜、琉球等颇有礼乐，与其他国不同，明朝对其欢迎度较高。这一点，可以从京师会同馆的交易时间长短看出，一般国家三日或五日就结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直到在规定期限返回。
这种严格的朝贡制度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朝的朝贡贸易，但随着倭寇和海盗的猖獗，海禁被提上了日程，这又与朝贡制度不谋而合，变成只有朝贡的时候才有海外商品集中在会馆或港口进行交易、互市。
二，朝贡制度的内忧
明朝在最初海禁后因发生了胡惟庸事件而变得更加严厉，此事件缘起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举报胡惟庸内外勾结，意欲谋反，随后，胡惟庸被朱元璋处死。
胡惟庸事件后，明朝只允许琉球、真腊、暹罗等国入贡、交易，其他海外诸国一律断绝来往，而本国商品交易也受到影响。如禁止番香交易，一旦发现则销毁；民间祭祀只允许用松、柏、桃诸香。明朝国内所产的香木一概不许销往海外，违者定重罚。
这显然对贸易的繁荣是比较致命的，海禁政策使得当时的海外贸易不敢放开手脚。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明朝为了体现“怀柔远人”“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皇威，财政收入并没有因外来的朝贡增加，反而在减少。
在很多时候往往大于进贡者进贡物品的价值。对此，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在面子背后所承受的尴尬，1390年，明太祖朱元璋曾对礼部尚书李厚吉说：“海外诸国岁一贡献，实劳吾民。”
我们知道，如果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朝贡贸易制度，对于财政收入本身就存在问题的明朝来说，无疑是拖了后腿。到后来，明朝财政吃紧，国家内忧外患，张居正“不得已”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在上述境况下，明朝的朝贡贸易遭受到打击，在中后期走向衰败。除了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贸易繁荣，之后就是迅速衰落。朝廷采取的减少朝贡次数、延长朝贡时间的策略收效甚微。
但偏偏这时的世界贸易处于繁荣时期，欧洲人热衷于海外贸易拓展，大约从16世纪开始，因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以及日本白银的流入，白银的国际市场需求量激增，以16世纪到18世纪为例，仅美洲就大约产出了6万吨白银。大量的海外白银中，有不少流入了明朝，宣德、正统以后，民间海上贸易繁荣起来，就算朝廷严厉禁止，依然难以阻挡。
朝贡贸易由此受到较大冲击，而明朝财政收入的下降使得朝贡贸易的规模剧降。特别是正统以后，明朝国势衰微，加之又发生了土木之变。随后，更严峻的问题接踵而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宦官专权，政治腐败。
二、农民起义不断，有七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参与总人数至少有20万人以上。
三、边境不安宁，时有少数民族骚扰事件发生。
这样看来，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了。根据《明经世文编》中的记载，正德初年岁入149万余两，岁出却高达400万余两。出于各方面的综合考虑，明朝的朝贡贸易因海禁得不到长远的、繁盛的发展，即便是永乐年间出现了“大爆发”的繁荣。
三，“最后赢家”英国
英国的崛起，荷兰无法阻挡。17世纪后半叶，世界贸易的主角是英国，清朝的主要贸易对象也是英国。
英国采取的是打通台湾郑氏家族的策略，郑氏家族掌控着当时海上贸易的主要渠道。据载，郑成功之子郑经是积极拓展海外贸易的，其出发点是为了抗击清朝，筹备军饷和利民生。他曾派出使节团到万丹邀请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台湾进行贸易通商。
鸦片战争前，清朝开海的目的是为了“腹里省份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既满足了钱粮有余，小民安养，又让海外贸易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清朝的丝绸、陶器等在西方市场大受欢迎。
根据许涤新和吴承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里的记载，以英国为例，1722年茶叶进口量为4500担，到1750年增长了近4倍，到了1785年竟然增长了22倍。在瓷器贸易方面，清朝的出口也相当惊人，以1600年到1800年间为例，销往欧洲的瓷器高达600万件。
这样的结果导致了英国的白银短缺。
为了弥补贸易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采取鸦片贸易的形式来应对。简单来说，就是将鸦片输出到清朝市场，用所得白银再去购买清朝的畅销商品，然后倾销到海外市场，包括所辖殖民地。以18世纪中后期为例，自英国获得了在印度的独享贸易权后，来自鸦片的收入增长了7倍，19世纪中期则增长了65倍多。
如此一来，清朝所面临的损失是巨大的和长远的，西方国家通过鸦片贸易使得清朝的贸易体系、财政收入、市场经济受到了较大的破坏。
更让人忧虑的是，鸦片贸易带给国人巨大的精神伤害，“东亚病夫”的称谓实在让人痛心疾首。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国家是如何在亚洲展开贸易策略，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
一、通过控制香料贸易，继而进行资本扩张。
二、控制重要贸易航线，建立贸易中转站及港口，继而垄断商路。
三、在控制东南亚贸易后，纵向深入推进。
四、争夺马来西亚市场，继而在亚洲市场进行资本扩张和商品倾销。
五、在夺取殖民地后，推行强制种植制度，将东南亚经济纳入西方贸易体系中。
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后，其东印度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达到鼎盛时期，许多贸易规则及主导权都握在手中，面对这样的大格局，清朝政府该何去何从？
——摘自熊显华《海权简史2：海权枢纽与大国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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