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国家博物馆馆藏一件三彩骆驼载乐俑，发现于西安市西郊南何村的鲜于庭诲墓。墓主鲜于庭诲曾跟随唐玄宗平定宫廷内乱，于开元十一年即公元723年，埋葬于唐代长安城西郊。

强烈谴责这惨无人道的水印

这是一只来自中西亚的双峰驼，昂首向上，头顶、颈部和前肢垂着柔顺的毛发。背上披挂毡毯，毡毯上面架起一个小平台，台上坐着乐伎四人，围住中央站立的歌舞艺人。怀抱琵琶的，吹奏的，拍鼓的……还有站在中央的老年胡人，右手向前屈曲，左臂向后摆动，载歌载舞。五个人中，有三人深目高鼻，络腮胡须，和另外一位吹奏者和靠前方的拍鼓人的面目不同，正是借此突出胡汉之别。

有一种说法是，它表现了一种唐代百戏表演，类似现在的杂技马戏。但是即便是最强健且训练有素的骆驼也未必能载下这许多乐师，人与骆驼的比例似乎也被夸大了。它或许并非写实，我们可以将它看做丝绸之路上的群像。骆驼与乐队，永恒展示着那些关于大漠驼铃、胡乐纷纷的往事。

陕西西安中堡村唐墓中发现一件同类俑，异曲同工，骆驼背上有七个男乐俑围绕一位体态丰腴的女歌舞俑。

西域物质文化——尤其是胡乐入华，催生了“骆驼载乐”造型。唐代留下了许多描写西域音乐盛行的诗句。骆驼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工具，乘坐骆驼的西域商人、伎乐、僧侣，带来的不仅有西方的货物，也有多种多样的乐器、乐律和乐舞。

胡乐大规模入华，起自北朝。隋代建国之初，由于传统雅乐乐律轶失，胡乐入雅成了无奈的选择。唐太宗时期，燕乐大曲形成国国伎、清商伎以及高丽、天竺、龟兹、安国、康国、西凉、疏勒、高昌十部伎，其中胡乐占有八部。

元稹曾作诗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西域的繁弦急管在本土力量下，逐渐内化为华夏新声。

强烈而异样的感官刺激，直接给文化生活，尤其是民间音乐发展注入了活力，冲击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于礼”的文学和音乐创作。

音乐和文学密不可分，唐诗宋词以强烈的抒情性登场，与音乐的变革是有关的。

而其物虽在，声已不存，唯有三彩骆驼载乐俑，逢时而生，昙花一现，在幽闭的墓室中获得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