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人、大书法家钱沣（1740-1795）有这样一幅墨迹：
名美尙欣闻过友，业高不废等身书。
这一联不适合自己挂起来显摆，但特别适合送朋友。朋友要收到挂起来，那不仅不是显摆，还可能是很好的激励。
上联“名美尙欣闻过友”，意思是——越是名气大、德行好的人，越喜欢朋友挑毛病。
《弟子规》中讲：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总是互相吹捧的，绝不是真朋友。
下联“业高不废等身书”，意思是——越是立大功的人，就越要给后人留点文字。立言之人未必有能力立功，但立功之人应当有责任立言。
为什么说“立言之人未必有能力立功”呢？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曾国藩对清初大儒王夫之（1619-1692）的学问推崇备至，曾资助刻印《船山全书》（王夫之被后世称为“船山先生”），对传播其学问思想居功甚伟。但他却对王夫之有着这样的评价（摘自唐浩明所著《曾国藩》）：
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
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那为什么又说“立功之人应当有责任立言”呢？这是因为之所以能称为“立功”，那所做的事一定是关乎团体、民族、国家的大事。而这样的大事，其缘起、进展、完成必然牵扯到诸多的人力、财力资源、甚至流血牺牲，其中的是非曲直、利害取舍、前因后果等等，都应该被详细记录下来、以作为集体智慧的积累。常言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这些记录，后人又能从哪里借鉴经验、吸收教训呢？
像美国每一任总统卸任后，除了建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陈列展示任职期间的材料记录外，一般还都会写回忆录，详细阐述任期内重大事务的决策细节、成败得失，比如奥巴马在2020年11月出版的回忆录《应许之地》里，就详细地回顾了如何在美国推行全民医保（也被称为“Obamacare”奥巴马医保）。虽然不用看这本书，民众、专家也可以获得大量关于医保争论的公开资料，但奥巴马作为处于各方利益、矛盾漩涡核心的关键人物，他的思考，本身就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不仅是美国的政治遗产，也同样是人类的政治遗产。
说到这里，就想起自己每每翻阅曾国藩先生的日记、家书时，心里常会泛起一股莫名的感激——老先生好像用他那诚朴厚道、殚精竭虑、叱咤风云的一生，给我们换来了这一点点至情至理的文字。细看来，不是文字，点点是先生泪。
附：其他墨迹
钱南园
郑孝胥（1860-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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