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卷四 十月初四日 致父亲书 第717页—721页
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男系为大局起见，璞山系为复仇起见。男兼招宝庆、湘乡及各州县之勇，璞山则专招湘乡一县之勇。男系添六千人，合在江西之宝勇、湘勇足成万人，概归岷樵统带。璞山则招二千人，由渠统带。男与璞山大指虽同，中间亦有参差不合之处。恐家书及传言但云招勇往江南，而其中细微分合之故，未能尽陈于大人之前也。”先说王錱，字璞山，湖南湘乡县人。湘中理学家罗泽南之门生。从小有大志，十四岁时书于自家墙壁云：“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也。" 体貌清癯，目光炯炯射人，声大而远，好为议论。同门侍坐，辞气湓涌，他人莫能置喙。泽南徐哂曰："璞山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 錱亦自笑也。(百度)
读到此处，在我心里浮现的是一位志向远大，才能出众，性格外向，豪爽逼人的形象。他的这种性格，与曾国藩恰恰相反，所以，二人在后来相处中，必然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所以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才与他的父亲谈到与此人龃龉不合情况。
曾国藩认为王錱虽然“忠勇冠群，驭众严明”，但是“局量较隘，只堪裨将”。王錱当然不觉得自己只是统领数百人之才理论方面。
王錱建军初期已经著成《练勇刍言》对军队的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都有详细的规定。胡林翼曾在湖北重印此书，奉为鄂军的圭臬。左宗棠在王錱病亡后，接管了他的部将和士兵，营规制度也一并继承，赖此肃清闽浙，鼎定西北。
可见，王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统帅，但是当曾国藩奉旨北上援鄂、肃清江面的时候，出征的名单里并没有王錱的名字。（《曾国藩传》）
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主要原因就是曾国藩得罪了地方上的官绅势力，被迫出走长沙，后来地方上的官绅，先是不敢得罪曾国藩，发现王錱既有才能，又便于控制，于是扶植之，而王因为一心负气，只思报仇报国。
曾国藩想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把王錱从敌对阵营中争取过来。他给王錱写信，说一贯爱重他“驭士有方”“忠勇奋发”，就像古代的刘琨、祖逖，自己则毫无嫉妒猜疑之情。但是二人的矛盾仍旧继续着。
后来曾国藩根据形势的变化，接受了郭嵩焘的建议，在长江上兴办水师。咸丰皇帝早以长江之上没有水师抗扼太平军为忧，见奏大喜，立即表扬：“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靠着这份敏锐，曾国藩发掘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开始在衡阳、湘潭两处造船募勇，规划未来。计划中，出湖南下长江的水师，其高屋建瓴、改变全局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所以请旨成功、督办水师的曾国藩，一夜之间反客为主，将资金使用、人事控制等权力握于一手。尤为关键的是获得了绝对优先的经济支持，不但省库有义务供应造船募勇的军费；广东解往江南大营、湖北防军的经费也可以截留提取；军队的粮食供应则直接提用漕米；办起民间捐输来，也更加振振有词。
曾国藩每每能反客为主；此次化解人事纷争，落笔极为辽远，得益却在眼前，无疑是反客为主的绝佳案例。（《战天京》）
总结一下，王的能力确实出众，勇猛异常，治军有方，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但是，王却在没有曾国藩的格局，这种格局，结合以前的读书心得来看，就是一个“识”字。这体现在做事不只着眼前，而像个像围棋一样，从大势着手，从大的格局入手。根据时机抓住机会多听别人的意见。此种结果，乃是反客为主的妙手。结合到自己的实际来看，就是既要把眼前的事做好，又要多读书，多见识，多听别人的意见，扩大自己的眼界，往往不经意间便会有意外之惊喜，超远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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