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先生都出生于1980年，今年39岁，正式进入奔4的最后一道“红线”。
即使仍旧保持29或是19岁的心态、精力和拼劲，但父母年事已大，子女嗷嗷待哺却是必须时时刻刻面对的事实。
一、独生子女需要独自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
作为最早一批的独生子女，我们没有兄弟姊妹陪着长大，也没有争家产分房子的担忧；没有人与我们顶嘴打架，父母没有可以偏爱的对象，也不用每天在子女面前“断公道”。我们独享了父母的全部爱，因此我们也需要在他们年迈时付出比非独生子女多出两倍三倍四倍……的精力。
父辈的兄弟姐妹就像这一串串蓝莓果子
当我进入35岁，记忆力严重衰退，我开始担忧某一天，我和先生双方父母生病后怎么照顾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快出现。
去年以来我的父亲右腿麻木并逐渐发展为疼痛、走不动路、无法坐上10分钟、痛得彻夜难眠眼睛肿得像水泡。从去年开始他和母亲四处求医问药，今年我们又带着他去西南地区最好的医院检查，却终究无法确诊。我倍感无助和压力山大。
上个月终于有医生判断他的病因可能为“极外侧腰椎间盘突出”，此病，无论多少次核磁共振和CT检查都不易发现突出部位，因此需要做探测性手术；因为是本地一家医院，主治医生虽有信心又不敢独自操刀，强烈建议我邀请省医院专家。
于我而言的担忧是：探测性手术是否安全？会不会误诊？会不会造成残疾？会不会带来其他后遗症？在本地医院手术是否妥当？是否需要到省级医院手术？以上问题，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商量。
而父亲迟迟不手术反倒招来叔叔们的责怪，以为我舍不得为父亲花钱。
疼痛又让父亲性格异常暴躁，时时火急火燎，哪怕我正在上班开会也要丢下工作赶过去！
而父亲检查至住院准备手术期间，又遇我的膝盖疼痛剧烈，检查结果为半月板三级损伤，我常常拖着疼痛的膝盖奔走于医院与单位间。
虽然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商量，但最大的好处是，和爱人商量，和自己商量，和父母商量。父亲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无论怎么治疗他都是听之任之。先生完全支持我，我左脑问下右脑，也便做了手术的决定。
庆幸的是，父亲手术成功，医生判断准确。虽然需要在医院住半个月，但总算找到了症结，我也大大舒了口气。
半个月后，父亲出院。
二、在异地工作的子女无法照顾家乡的父母
我父亲出院的第二天，先生接到他母亲电话，他的父亲有手麻，腿麻，走路卡顿的症状，听医生姨妈的建议已经住进医院“卒中中心”。
我的天：最担忧的事情发生了。
先生的老家在外地，虽距离不远，但并不能随时照顾在父母左右。
我们一起赶去医院，一堆检查单，耳背的公公听不清。而婆母因为要照顾90多岁的老外婆，不得不让病情不算严重的公公独自住院。先生不放心父亲，在医院待了两天，帮父亲把住院、检查全部办妥当，又带他来回坐几次电梯，给他交代清楚怎么买饭菜，才回单位上班。回来后仍旧不放心，不停打电话交代这交代那。
公公的检查结果是：虽属脑梗阻，但只是前期，发现和治疗都很及时。住院10天后回家修养。
像我们这样的双独夫妻，身边比比皆是。我能侍奉于父母身边，实在也是刚好工作在本地；而爱人是外地人，因家里又更年长的老人需要照顾，我们又有两个孩子需要扶养，还不能为异地的公婆在本地买房及对他们予以完全供养；加之公婆也不愿离开生活了几60多年的家乡。因此爱人不得不忍心让父母暂住老家。
“父母在不远游”，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独生子女想要遵从古训，只是奢望。
70后80初一代父母逐渐成了老树
三、80初的这批独生子女的父母身体每况愈下
正当我和朋友抱怨我无法决定我父亲是否要做手术，在哪里做手术等问题时。
朋友通过微信发给我几个字：我的公公去年得肺癌死了。我妈是肝硬化，我爸是丙肝（流泪的表情）。
我哑口无言，一直无法打出文字回复她。
她比我小5岁，她和丈夫是同学，也是“双独”，她是外地媳妇，为了爱情来到了我的家乡，父母在老家，也是说远不远，又不是可以每天开会跑的距离。
四、80初的非独也面临父母身体健康问题
同学林近期来回跑本市医院和她在外市的店铺。她父亲肺部有阴影输了一周消炎药也不见小。检查结果出来时，医生说：“很可能是肺癌！”她和妹妹吓得立即找熟人挂省医院的专家号。专家要他们先输液消炎，看阴影会不会减小，若减小就比较客观，反之则……
在医院住一周，她和妹妹轮流放下各自的生意每天跑四五十里到医院照顾父亲，问医生每天是否有减小。结果并不理想。
林说：我们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不要是最坏的结果。
我没有更好得安慰词语，想了很久才有句话可以形容作为这个年龄子女无奈和自我安慰心理的话：尽人意听天命！
这个年龄的我们，背负着夫妻双方两双父母的义务，承担着抚育正处于少年或是青少年时期的子女的责任，又正是工作生涯中的黄
金年龄，好不容易混至职场上一个略微重要的角色，舍不得也不敢放弃过去十多年的辛苦努力。于是便摇身一变成了活生生一“超人”。实在不易，实在无奈，实在心酸！
太阳有升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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